汉心评邓清远先生书法美学：诗酒豪情写风华
深究文化艺术的发生学机理，没有不持立场，不承载某种共享价值，同时突显个人精神气质的文艺形式。由是观之，著名书法家、文字美学理论家邓清远先生，当属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不废道统，外师古法而“中得心源，”且能出神如化，继住开来“合成”现代美学的开拓者, 一位擅用书法立意取象、文字考据会通中国文明高度的现代传人。所以邓老总能含英咀华，立足于董仲舒持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入世出世，达人知命，上下求索而不坠青云之志。
解读邓老书学，不仅能探寻到中华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活性基因，也是其长期持守的美学宣示和文化承诺。 邓老书风如此磅礴恣肆，前呼后涌而意气飞扬，既突显其沉雄练达，神采奕奕的审美气质，也有万物皆备于我，任性挥发却能收放自如的奇思妙用。面对现代性，自由化书学搞怪导致的知识媚俗和江湖乱套，邓老仿佛历尽沧桑依然如如不动，穿越古今，来去自由，但却仍忘不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古老遗教。至少，于邓老而言，可以在其意象表达上悠游天地，在宏阔通脱的放逸书写中谈笑风生，处处“化夷为险”，在在历久弥新、诗意盎然。
众所周知，举凡文艺都尚觉性、灵性而无常形，佛说“不垢不净，遇缘而生”；神说“不增不减，因信称义”。中国书学向来好侠任奇，尤其方今书界看似繁荣而异彩纷呈，老老少少鱼龙混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众，自然免不了油滑之气而驱使好事者投机取巧，争名逐利，弄得国学泛滥而少见躬行实践的扛鼎之作，但邓老却能做“致虚极，守静笃”，数十年苦心孤诣、革故鼎新，所学涉及诗词楹联、文史考据、书学上更是真草隶篆大开大合、齐头并进且能博采众长，学养宏富、著述等身却不争高下突兀，不受风头主义搅扰而剑走偏锋，也不与现代前卫艺术同步演化，弄巧成拙。所谓观念要新，文化要旧，时代迁徙流转自有不同风貌，或抑或扬，文脉经血总是元气满满而百折不挠，精、气、神聚散分合总在历史延长线上。邓老无论书学、文史皆能探赜索隐、返本开新，真可谓张载所言，“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本之虚则湛，感而生则聚而有象……”一切想法和做法既可对立统一、上承下接，又能左右逢源、随机应变，触景生情而后独领风骚。
有经验表明，“精神的枯竭往往从文字和语言开始”，写什么，说什么，不仅涉及知识传达和理念塑造，也是照应人心，敦化风习的有效公器。因此，现代书学尤其“意义感和美学表达”更要懂得言之成理和文化指涉，明白创意无限，可以纵横捭合但却不能离经叛道、有伤风化。故此，邓老无论书学文章，立意布局和价值导向都特别看重道、法、术、势有机组合，尽管崇尚信、达、雅的“经典范式”，却不太在乎“投笔书生古来有”而拘泥于“实事求是”瞻前顾后，纠结于古风古法，而是用心于如何避免“高歌猛进”，一发不可收拾，如何让书法文章持论有据且能与时俱进，从而在知白守黑的意象空间独辟蹊径，掌握观众而后“引导”观众。
学书论道关天意，须知中国文史涵盖天文历法，书学同样典籍浩繁，承传更是源远流长，立意取法不但含摄历史叙事和人物掌故，而且常于抒情表意之间旁征博引、经史互证。在美学旨趣上更是擅长以线阐理、翰墨释义，虚实疾缓五行通感相得益彰，韵味无穷。空间系统上下左右交织，仪态纷呈、气象万千，指事会意，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隐喻象形或因人而异各有所指，但总不出理一方殊，形神和合且元气充满。以书体论则上承篆、隶、楷、行、草；载体上赓续甲骨卜辞、竹木简牍、缯帛、金石碑铭、纸稿帖和壁书；其功用涉及经纶、公文案牍等。不同书体之间纵有参差和宗派殊异，但却不失原道著文，德化天下之大要。追根索源，或可上溯至殷周钟鼎文，先秦大篆内含巫祝神魅，气势恢宏；小篆则不乏文饰巧设之风；竹木简牍、篆文笔法婉转流变；秦汉、魏晋南北朝碑铭石刻，气象庄严却意蕴简约质朴，篆隶楷行兼收并蓄，其书道笔法演化至隋唐渐臻完型。举凡后学者如邓老等书家皆能悟其真髓，故专于魏晋则风骨显豁、疏阔大度；接榫唐人狂草，则可达于胸藏丘壑，俯仰天地、笔走龙蛇，书千载浮沉兴衰;墨韵万变,展无疆文采。
观近期在省图书馆主办的邓老“六体书法展，”足见其综合了中国书学缘起儒道参验，广学多闻而进退有据，同时旁及佛学禅境明心见性，直入堂奥而观察真如无相，破除妄惑。其书法美学统摄性灵法度、文史穿梭，形上形下不拘一格，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章草隶篆皆能信马由缰，乘风揽月，恍若游龙惊凤，行书则神驰瀚海、波澜不惊，上天入地周流六虚。
品读邓老书法气象，形神铺张看似不宗门派，但来龙去脉仍可上追汉人张芝字字超然，继而承右军草隶风神如鹤野鸣，如九皋声闻；既有献之破局历险而放浪不羁，也不乏张旭狂草顾盼自雄；即如怀素笔意飘风，山谷墨线舒展、寄兴烟林；赵孟頫运笔结体之精要；祝枝山挥洒灵动；徐文长逸笔草草、性灵飞动；傅青主丑拙但落笔处放肆豪横……不一而足，举凡历代书界学界名宿、鸿学硕儒，邓老经年累月皆能独得风神、匠心独运，真可谓“正道偏门”皆能兼收并蓄，非但有所涉猎而后浑然天成，还能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言及中国人文道统、学统，邓老更是深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其数十年不辍问学书写，著述颇丰，治学严谨却不争热闹，不曲学阿世。举凡史籍考证，理论阐发，抑或涉及文理爬梳剔抉，邓老总能做到至广大而尽精微，钩深致远，得其要旨则陶然忘机，其所学所行皆能“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观乎邓老书法美学，不仅指涉中国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也是其表征个人修身正性的风雅之事。所谓以书观人，以文审世，不单可以诚意正心，更能凭此雅好观人品相，体察德行境界高下。由此足见通文艺、明书道不仅可以明事达理，还是教民格物，敦化风俗。所以，邓老岂止博古通今？还能以文化人、论人，以诗眀志，以书写会意淬炼特有的美学形态，并由此塑造了邓老牢固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豪。
从历史看，中国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承上启下，神气活现并构成了文义周全，内涵丰富的表现形式。就其发生发展和广泛的接受性而言，都是为了确保政通人和，精神饱满的知识系统。从历史看，中国书法写意并不局限于传递信息，解释知见，其本身就有韵味，有风彩，有能够自建光荣，振奋精神的活性基因，还能据此建构了一套鼓舞人心，兼具审美造象和历史评议的符号系统。至少，就中国文化而言，其预设的高尚感和精神指向，不仅可以让芸芸众生有共享的千年“文化国粹”而彼此欣赏，还可借此洞察人事，在应对酬酢中谈诗论道，其乐融融！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与邓老诗酒兴会、相知交游近二十年，知其是一位耽于深思而德艺双馨，豪情充满的得道长者，其书学文章不仅真气十足，还是躬行实践，师法经典而深谙中国文史训诂，明了大节大义的风雅学者。从邓老才情横溢，虎虎生风的书法调性中尤可见证其“舍我其谁”、一意孤行的文化担纲。当然，邓老并非无缘书坛争胜，也不寻求盛气凌人的风格标新立异，而是借助其作品传达一种生气，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还原中国文化不被名利侵扰的崇高与圣洁。
同样，邓老著书立说并不止于文人之间同气相投，自足于小部落、小圈子高谈阔论，也不囿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做学究式闭环练习，自我欣赏，而是在肯定自身书学气象，文化自觉自信之外作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美学阐发。从邓老抱持的文化理想而言，其用心发力不单是对“笔墨当随时代”的活学活用，更是在传统之上重建现代艺术与中国学统的有机链接，从而借其作品呼朋引类，让现代性之下心无所寄者活出精彩而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众所周知，现代艺术因中体西学、本末之争不得要领，弄得才疏学浅的文人食洋不化、无所用心而故作“前卫”，一干从艺者或“理论家”跟风造势，执于反思批判，否定之否定却无所肯定，或迷恋“小乘自度”，或逍遥妄想，热衷本土审美颠覆和“中国学”意义解构，从而失去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应有的坚持和敬意。追其缘由，恰如犹太社会学家霍布斯鲍姆描述的断列时代，西风猎猎，所谓测不准原理、波普运动、荒诞主义……，或可有助于艺术形态多元而任其泛滥，鼓励人们忽略修身正性的价值导航。但基于历史经验，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势头，让现代艺术表意叙事，莫衷一是、争论不断，正可谓“文武之道坠于地，”看着光怪陆离，但多是－番喧嚣之后人去楼空，人心惶然却不知所措！
从时下看，书界、学界真可谓闹热纷繁，有太多不知所云的学阀、书蠹招摇过市，但却缺少心领神会，认真向学的拥趸和反驳。移植眼花潦乱的知识语码，却忘记了根深蒂固的文明依循。从书学争议的舆论场看，更是叠床架屋、良莠不分，囫囵抛售了所谓现代主义、概念艺术、装置表演、行为主义；疯书、丑书、江湖书……林林总总，喋喋不休，但却拎不清文野之分何去何从？既缺少触及灵魂的正知正见，也鲜有沉潜思辩，追根究底的热情和用心。
殊知，中国政教伦理、文艺风评向来讲求道术兼修，法器相成。所谓“夷夏”之变一脉相承，总是“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所言、所指，皆立足于“歌功颂德，”礼赞好人好事，人居其上，不扯旗杆和名头，而是按道德文章、学问大小“封神”，专于个人操守和技艺高低褒贬臧否。重要的不是血统观念，市场议价和商业竞拍，而是经得住历史筛选，耐得住人言口碑和时间过滤。所以，在中国，一向就不在乎什么来头，什么先锋前卫，或内引外联、转口贩卖的这主义那学派。
邓老书学文章，诗词楹联和美学理论无所不涉，在在皆可自成体系而且卓尔不凡，越而胜己！以书体论，真草隶篆皆能得心应手，精益求精。尤以草书风格立意取象更是大起大落、率性夸张而似金蛇起舞，静如龙盘虎踞，行则风高浪激、一泻千里。从其书学意象组合来看，无论线条阴差阳错、风起云涌的韵律感；抑或是墨相穿插，虚实相生相克，邓老都能在险要处驾轻就熟、随机妙用！真可谓纸上纵横，心潮澎湃，落笔处开阖有度，力道、劲气充盈如蛟龙戏水，处处导引轻身，却不见故作高调的狂放与通脱。诚如《世界知识》画报主编，著名评论家李曼先生十年前评论道“阴柔之美的草书，多正绞反绞、圆转、插虚之笔，邓老清远先生草书则多用弹性张力，方折、厚重运笔，可算阳刚之态。”
在中国，一切教理学说，精神道统及相关文化艺术等，举凡谋划当下与未来的动机和目的，必须立足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文学艺术更是当仁不让，必须锚定社会事务，积极介入公共生活才有正当性，使得文人士子济世理想星火相传，即便是近世以来风行的国民性批判、文化否定而导致不少中国叙事撂荒断裂，隔代继承有生疏感，但其活性因子总会激发如邓老等一代代书家学者，前赴后继，擎起这一古老传统。由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文化思潮，如果缺少社会实践和伦理担纲，缺少躬身入局的淑世情怀从而撇开人事而凌空蹈虚，抄来小资状的愤世嫉俗，装腔作势的“真理玄想”，或仅仅基于个人处境改善而援引不具效用的灵魂救赎，美学叙事；耽迷于小确幸、小清新等“颓废主义反抗”，虽能引发媒体热吵和社会围观，但却因缺少诚意正心，不能赓续中国文明而很难获得相应的价值肯定和意义追认。
所以，像邓老这样举凡称得上奉承经典道统，孜孜不倦的学者、书画家和文化人，其所指和能指，打量人生的立场却一向清晰可鉴，即主观能动和“问题意识”相辅相成，一以贯之，始终郁结于为国为民，为苍生立命和道德相成的社会功课，将孔子式的“仁”，孟子式的“不忍”和阳明式的“知行合一，”当作价值观和认识论积极用世、有所作为。
庄子说：“道之所存，每况逾下”，意指道德文章必是发乎本真心向，“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交而万物通，”推己及人而后续写人世悲欢，立身处世舍己为人。由此可见，曾经沧海，集书法、文字学、美学理论家于一身，八十高龄的邓老清远先生，无论如何与时风流俗并行不悖，与争名逐利的市侩冲突别扭，但其仍然秉承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勇毅笃行,躬耕不辍。(责编：长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