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巨献：率极均衡原理
“率极均衡原理”，是中国“和学”创始人刘浩锋2010年在其“和学思想体系”第五卷《经济科学原理》中的理论发现与贡献。它对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择优分配原理”（此原理被称为经济学的脊梁骨，1975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托罗维奇因此发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茅于轼教授也发现了此理），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与发展，也是理论的大转折。
“率极均衡原理”，作为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解决公平问题，与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解决效率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左右两只脚，彼此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太极图动态模型。左右协调互补均衡运动，才是完整的经济运动！
“率极均衡原理”通过严谨论证指出：“择优分配原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追求局部利益至上与实现效率最大化，而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整体长远利益最小化，最终陷入两极分化，爆发周期经济危机的悖论困境。当资源配置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达到极致时，必然要求向实现社会公平，趋向整体系统的均衡，提出“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效率是局部的公平”这一精辟的经济学观点，实现经济学上首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达成经济现象中效率与公平的动态互补关系。
这一理论巨献，虽然还不为很多人理解与发现。但是在2018年12月29日，以“新时代、新挑战、新作为”为主题，由中国经济人物网、《环球时报》社、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世界中国工商总会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 ，刘浩锋以经济学上理论发现“率极均衡”原理，入选第十六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并荣获本届唯一的“中国经济文化创新人物奖”。
图为刘浩锋与茅于轼教授在北京三里河合影。
择优分配原理成立的条件与“择优不优悖论”
要完整理解“率极均衡原理”的理论价值，首先要理解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这是微观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与交易的基础科学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以施肥配置为案例。在给定的化肥与两块土地上，如何分配才使得它产出的粮食最大化。这两块土地大小不一样，土质（肥瘦）也不一样。现在有50公斤化肥，怎么分配在这两块地上，使得它生产的粮食总量最多？依据“择优分配原理”的做法是：乙土地上减少一公斤化肥，用于增加在甲土地上，因为减少的那一公斤化肥它在乙土地的产出能力，比在甲土地的产出能力要少。为了能生产更多粮食，最后不得不把乙土地的化肥不断输送到甲土地，结果增产的粮食有所增加。这个推理在局部系统中是成立的。
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交易基础，其实只解决了局部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微观层面，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他人，不能扩大逻辑论域延伸推理，必然陷入甲乙两块土地两极分化的状态。而甲乙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个体，体征于社会就是阶级对立的悖论格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会导致革命陷入历史恶性循环。这个现象，不妨称为“择优不优悖论”。
所以，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强调：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
为何关注局部短期利益，而忽略了整体长远利益？是因为它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分析处理，建立在甲乙两块土地相对独立的假设条件上，没有从两块土地构成的整个土壤层面来辩证看待。正是这种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择优选择，导致肥的甲土地更肥，贫瘠的乙土地更贫瘠，从而整体格局出现了失衡状态爆发了分化危机。
当自由市场经济宣称只解决效率而不解决公平，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只有彼此周期协调互换，当市场效率走向极致时就转向社会公平才能避免周期经济危机，通往整体的效率。当社会公平走向极致时就向市场效率倾斜，保护鼓励差异化发展，才能避免经济的僵化危机。整体与局部，公平与效率，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发展的两条腿，不可偏废。
为何效率至上自然转向整体公平
当50公斤化肥要实现在甲乙两块土地上的最佳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假设甲乙各25公斤，通常当甲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高于乙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于是将供给乙土地的化肥用于甲土地，这样能够增加化肥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方面。
当另一方面出现边际效益下降，它就停止甲土地施肥，就应给乙土地施肥。在一个限定的系统里面，只有甲乙两块土地，就必须给乙土地施肥。而作为同一条曲线，如果把甲乙两块土地互为关联的整体分析，从生态系统来看，或者用来解释宏观问题，边际效益下降意味着必须将化肥给乙土地，才能提升50公斤化肥的产能与整个土地的产量，这样就缩短了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与差距。而甲乙两块土地代表的是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平民。化肥代表是国家金融。
这个转向，就是效率至上转向整体公平。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对应于社会经济生态，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缩短差异化的过程。它的政策出台需要把握一个相当高超的技巧。不能以发展公平的名义来扼杀效率，而是要更好的保护效率的发展，同时，通过国家政策调控与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增加社会公平，缩短差异化，达成共同富裕。
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要避免国家与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中大摇摆，造成社会成本的巨大损失。就如中国哲学所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形势，在实现社会公平中逐渐发展效率，在实现社会效率中不断增加公平。
图为刘浩锋（右四）茅于轼（右六）任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合影。中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之院长。1999年摄。
“率极均衡原理”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茅于轼教授为何没有发现这个道理，即是因为他用形式逻辑的离散分析法，着眼于微观问题，而没有将此延伸宏观问题。因为，延伸入社会宏观问题，就会发生逻辑悖论。而悖论，在形式逻辑科学系统里面，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所依赖的思维逻辑方式自然形成的局限。
换句话说，他所论证的结论只适合于他所限定的系统里面。一旦超出了他的逻辑论域，往往就会发生悖论。而这个限定系统的逻辑论域，并不与客观社会完全对应。而是只能诠释一部分经济现象。这也说明，西方依赖形式数理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与科学系统，必须依赖中国哲学与天道辩证逻辑工具来提升发展，使之更好的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也就是说，茅于轼教授没有发现甲乙两块土地之间的关联意味着什么?它追求的局部效益最大化问题，诠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与历史，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他将发展社会公平这一宏观领域推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不做更多思考。
这个原理的发现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揭示40年改革发展为何陷入当今两极分化的困境，又将如何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当代困境，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同时也为发展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基础与理论支撑。
不仅如此，它实现经济学上第一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互补关系。指出了资源配置片面追求效率与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恶果，必然周期爆发西方经济危机。由此，“率极均衡原理”解决了一直悬在西方乃及世界人民头上的周期经济危机困惑。这是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次根本性划时代的突破。
“率极均衡原理”的中国哲学与数理基础
太极图蕴含的天道原理揭示万事万物辩证运行，都会走向自身对立面而衰竭。这种物极必反原理，同样深刻反应于自然界与资源配置过程中。太极图所蕴含的辩证逻辑，对应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运动属性，接纳矛盾关系，符合复杂性有机系统对逻辑工具的要求；它驾驭形式逻辑工具，可以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普遍有效的方法。
“率极均衡原理”，不仅是微观经济交易基础，也适用宏观经济原理。事实上，生活中富人并不总是能创造最大效益。政府看得见的手，既要维护富者权益，鼓励富者积极做公益与慈善。若要避免富者资源增加而产出降低，而是国家应该通过调控将更多资源输送扶助穷人，帮助穷人接受公共教育与现代产业技能，促进穷人提升逐渐成长为富人。
但社会公平层面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主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转移支付。政府不能推卸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与责任主体位置，富者依靠的是个人的精神觉醒与道德修为。把公共的交给国家，把竞争的交给社会，把发展公平的责任交给政府，把追求效率的责任交给市场。彼此不能错位。
图为左起刘浩锋、上将刘亚洲弟弟刘亚伟、茅于轼北京紫竹院办公室合影。2000年摄。
那么，所谓实现社会公平的公共产品就是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住房。当一个国家的产业分工与产能达到足够完备，构建起了能自我实现的有机循环系统的时候，国家可以有无数种方式通过调控，实现国民更为优雅文明、体现共富要求的住房水平。最终，达成合理差异、整体均衡，实现数学上“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共同富裕社会。
“率极均衡原理”的普遍应用，可以将社会从两极分化的低效率与系统危机边缘拉回，不断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向整体的社会公平靠拢，达成缩短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差距趋向均衡，实现系统更高层次的公平格局。
一个国家整体的富裕程度，就等同于这个国家容积的多少，它体现在球的直径与空间，也体现在密度与质量。而差异化的竞争可以扩大国家的容积与直径，但要避免系统崩溃，就要在两极分化的时候遵循“率极均衡原理”，及时启动公平的左腿，使得国家系统逐渐丰厚圆满起来，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从而，“率极均衡原理”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全球化现代化成果。它的诞生，有力的展现了中国文化复兴经世致用的重要成果，科学论证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由之路，见证了中国文化于世界之林的伟大自信。它的经济学意义，终将见证中国文化复兴造福世界。（来源：和通社，《亚洲新闻周刊》记者刘闻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