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与一代报人：毛泽东与李抱一民国往事
文/ 刘浩锋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上，湘军灿若星河，人物叠出。毛泽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他在追求真理与创建新中国的革命征途中结识了民国一代报人《大公报》重要创始人之一兼总编辑李抱一先生。作为民国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乱世之时彼此有着很深交往，不为后人所知。
《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具有代表性的进步报刊。它不仅最早连续载文介绍卢梭、达尔文、马克思、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评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教育哲学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还积极刊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鼓励思想解放的文章，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宣传直接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在湖南思想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而这一切，离不开思想开明的总编辑李抱一。
据史料记载，湖南《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12月31日停刊，坚持30多年，其间多灾多难，“遭停刊处分9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财产、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而作为总编辑的李抱一则首当其冲。
李抱一（1887——1936）原名缨，字嗣循，笔名抱一，族名景侨，今新邵县坪上镇长塘村人。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事业，与友人船山学社社长刘人熙(汤芗铭被逐后，1916年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贝允昕、张秋尘、龙兼公、张平子等人创办长沙《大公报》，担任总编辑，同时还兼任过上海《时事新报》、汉口《江声日报》通讯员，兼编过《国民日报》副刊。
毛泽东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其间，曾参加了蔡元培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新闻学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赴上海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后，毛泽东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修业小学做历史教员。同年，他先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周刊、《新闻学学会会员通信集》，创办“平民通讯社”。
不久，青年毛泽东通过湘潭老乡、《大公报》“调查”、“研究”两专栏主笔龙兼公介绍认识了李抱一。此后，毛泽东常向《大公报》投稿。一个是未来共和国核心缔造者，一个是民国杰出报人，彼此开始了三年多相交。1919年11月8～10日《大公报》第2版连续三天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芝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从此，毛泽东不仅经常为该报撰稿，还协助主办“专栏”。
图为李抱一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铁肩道义的李抱一
湖南《大公报》诞生始就高举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大旗。1915年9月《大公报》创刊时，正值袁世凯伪造民意，伺机称帝。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因常著文抨击时政，屡屡触犯当局，不得不离职《湖南公报》的李抱一，与刘人熙、贝允昕、龙兼公、张平子等一起正开创湖南《大公报》，担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由李抱一撰文《本报对于国体问题之主张》，道出大公报人与湖南以及全国广大民众心声：“夫以三两人之私意，便欲变更全国国民所习而安之之国体，非狂则妄……吾辈曷不因势利导以醒其狂妄，兹值本报出版之始特标此旨。”《大公报》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永矢勿谖，无敢或贰”的铮铮气节，极大鼓舞了共和士气；同是宝庆籍的云南都督蔡锷则于1916年1月1日，悍然举旗倒戈取得了反袁胜利，为袁倒行逆施的帝制敲响了丧钟。《大公报》开局就以时政刊物发出了铿锵有地的声音，展现媒体人的担当，一下引起了社会关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不久，《大公报》即予以报道，使湖南人民耳目一新。1919年5月9日，《大公报》首次报道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随着五四运动爆发，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勒令各报不得刊登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和评论。李抱一在《大公报》刊文质问张敬尧：“山东问题发生，连日两报所有关于此项重要评论与新闻稿件，多被扣留删除，同人等大惑不解……山东是否中国领土？山东问题不准登，要登什么新闻？长沙报纸不许登，能否禁止全国全省报纸不准登？”
从5月9日起，《大公报》即以大量篇幅报道学生爱国运动，揭露北洋军阀卖国，镇压学生恶行。当学生捣毁贩卖仇货的“华太长”时，《大公报》撰文说：“学生是赤心有国，奸是咎由自取。”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李抱一对《大公报》实行“大改良”，设立调查、研究两个专栏。两个专栏坚持1年左右，发表调查文章100多篇，进行过多次大讨论，为湖南留下宝贵历史资料。李抱一还曾脱长衫，着短装，穿草鞋，提矿灯，下到水口山矿井作调查撰文，抨击贫富不均，对矿井工人深表同情。在调查栏目中，共和国开国元勋谢觉哉写的《宁乡的金融情况》一文，反映乡镇的商店滥发市票，坑害百姓，使许多中农“朝为小康，夕为乞丐。”不久，张敬尧因贪婪残暴，遭到湖南人民强烈反对被迫辞职。
李抱一与徐特立、谢觉哉等过往甚密。他曾与徐特立、朱剑臣、陈夙荒(润霖)、李青崖等人组织研究新思潮的学术团体“健学会”(见《徐特立文集》)。健学会会员的思想虽然复杂，主张民治主义、杜威教育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防止过激主义者，一应俱全，但从他们讲演的内容来看，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则是一致的。社会上对健学会的评论不一，有的甚至求全责备。
1919年6月15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1879——1946）邀省城各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帆、李抱一（景侨）等20人在长沙楚怡小学成立“健学会”，其中有很多是新民学会会员。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想，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研究之研究”，李抱一作了《墨子学说今释》的讲演。受健学会影响，楚怡学校从这时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开始用白话文教材进行教学，提倡写白话文，开放女禁，主张男女同校、号召妇女剪发等，都是健学会活动的主要内容。李抱一作为健学会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了这一活动，使青年学生广受教益。
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增刊1号上发表《健学会的成立及进步》，对此赞之为：“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
由于和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丛密，《大公报》思想开明，铁肩道义，一度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谢觉哉每次著文，必寄李抱一(见《谢觉哉日记》)。出于对共产党同情和支持，李抱一还营救过地下党员张蕴良、李叙成、谢骥良等人。1927年3月《大公报》因宣传“左社”言论，被湖南省党部下令封闭，1929年5月才复刊。
图为1920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给《大公报》建议新办法：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大公报》，在提倡个性解放、批判封建礼教、开展平民教育、湖南自治等诸多方面，始终保持报纸的客观公正立场，鄙弃依附于政党、受人恩惠、仰承鼻息而失去“报格”的行为。
《大公报》的研究专栏，自毛泽东提出“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办报的新办法以后，李抱一欣然采纳，使得报纸更加充满生气，增添了新活力。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介绍，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等30多篇文章。
报社按照毛泽东“傍着活事件说理”的思想，抓住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大公报》一连发文，毛泽东抓住此事半月内为此事发表9篇文章，指出包办婚姻的弊端，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控诉和批判；针对旧社会，也针对独夫民贼张敬尧，掷出了尖锐的匕首。李抱一作为总编辑是首肯和积极策划推动者。
1919年1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16日，该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总编辑李抱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安排版面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对此，毛泽东积极响应，在《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
毛泽东指出，赵女士自杀是对万恶社会的反抗，对强权的反抗，但同时强调“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而亡”．这场讨论步步深入，生动活泼，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黑暗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控诉和批判，造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其影响波及全国。
至12月1日，李抱一在《大公报》上安排版面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撰写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当时的《北京晨报》曾称赞湖南的《大公报》讨论水平超过了天津《大公报》、《时事新报》和《晨报》。
可以说，当时《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李抱一总编辑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这次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反对包办婚姻花轿里自杀事件的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图为湖南大公报
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与毛泽东等一起投股创办进步书社
1919年，李抱一率领《大公报》同仁旗帜鲜明地支持“五四”爱国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1919年7月，李抱一组稿连载署名南陔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学说，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立论方法之社会主义”。同月，苏俄发表了《对华友好宣言》，宣布废除帝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权利。1920年3月29日，李抱一以《俄政府对我之善意》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1920年8月，李抱一作为投股人之一，与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创办湖南长沙文化书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刊。7月31日的《大公报》二版刊发了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的消息。8月24日《大公报》上再发了《文化书社缘起》一文，称文化书社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1920年7月23日，李抱一在《大公报》开辟了《读者论坛》，围绕现代思潮广泛发动读者参与。
毛泽东同志还对“男女社交公开问题”、“上海厚生纱厂来湖南招收女工，条件极为苛刻的问题”等发表文章进行了讨论，步步深入，生动活泼，启迪人们的智慧，引导大家树立了正确的是非观念。
1920年9月，由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决定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请在沪俄人来湘教授，选择《共产党》月刊上的部分关于俄国的文章介绍给李抱一在《大公报》登载等。1920年底，该会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少奇等19人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大公报》在李抱一主导下，连续发表了一批研究马列主义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签发彭璜的《对于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经毛泽东的推荐，李抱一在《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还转载李大钊的文章，刊登留俄学生寄回的《旅俄通讯》。列宁逝世后又连载邓中夏编写的《列宁年谱》。
1920年11月，黄爱、庞人铨发动工人进行斗争组织“湖南劳工会”，在第一纱厂要求把纱厂收归公有，改善待遇。李抱一在《大公报》发表参观记、调查记，揭发该厂虐待工人的种种惨无人道行为。指出“无异犁泥地狱，而资本家则每日可从中榨取三千银洋的利润。”
1922年1月，赵恒惕受贿5万元，于19日将黄爱、庞人铨屠杀。9月爆发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长（沙）武（昌）大罢工；10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11月，长沙铅印工人大罢工，纷纷取得了胜利。11月初成立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和郭亮被推选为正副总干事，《大公报》在李抱一的统筹下对这些都作了详细报道，全文刊登罢工宣言，并在9月23日社论中，赞扬铁路工人，指出其团结力量，殊有出人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20多篇重要文章，这是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
1922年9月10日，李抱一首肯，又在《大公报》发表了彭粹夫的《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一文，在精辟分析中国和俄国大体相同的情况后，义正言辞地宣告：“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由于李抱一的开明与前瞻，《大公报》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为徐特立
大公报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与湖南自治运动
民国初年，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北洋军阀陷入内乱。各种乱象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有了新思考。既然北洋军阀政府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不如通过地方自治谋求民主宪政和最终统一。这就是省宪运动的开始。省宪运动首先发生在湖南。自民国开始，北洋政府先后三次派将领入主湖南，为祸重重。湖南历来是南北军阀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创伤严重，人民内心期待改变现状。部分湘籍知识分子、士绅官僚、兵丁将佐渴望改变湖南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局面。
1919年11月23日，《大公报》第一次发出驱张呼声：欧战告终，潮流顿变，权在国民……任彼佥王，植党营私……草菅人命，蹂躏民权，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政治不良，武人专断，国民权利被践踏，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驱逐坏的统治者固然是必需的，但重要的还是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国民权利的制度。湖南改造促成会曾经发表主张说：“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 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中囊。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鉴于民国以来“建层楼于 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的教训，他们认为共和需要良好的基础，湖南应乘大乱初勘，“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最后归结到一点，不但要“湘人治湘”，而且要建立真正代表湖南民众利益的湖南省政权。
谭延闿为避免三湘战火不断、政权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于是顺应人民要求和时代风潮，1920年7月22日，驱逐张敬尧之后新上任的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名义发表“祃电”，宣布湘人自决，废除地方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准备制定“湖南宪法”。此时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渐趋解体，无法获得有效支持，北方徐世昌把湖南自治解释成是个别人的问题，不属于南北之争，这都给湖南自治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此后，他多次发表通电，宣布“湖南自治”，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大计。
湖南自治运动得到了全国知识界众多名流的支持。谭延凯的“祃电”发表之后，马上得到了当过中华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支持。熊是湖南人，此时闲居北京，是在京影响最大的湘人。他不仅通电支持谭延闿，而且约请另一个湖南自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送往湖南供谭延闿参考。作为湖南人，熊希龄是让湖南不再成为南征北伐战场。
此时，《大公报》在李抱一主导下，发表了一份由龙兼公等人提出的省自治法草案，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发表时有三百多人签名。当时湖南各界闻风而动，召开各种会议讨论辩驳，讲得满头大汗，争得面红耳赤，湖南自治的热浪由此掀起。
早期驱张运动中，周震麟等国民党人士就大力支持谭延闿，劝导其实行湖南自治。众多五四青年也宣传湖南保境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内。
谭延闿是个极聪明的人。于是，他请了一批知名人士到长沙来出谋划策，其中包括吴稚晖、章太炎、张继等。与此同时，还请来了国际重量人物——美国学者杜威。杜威表示赞成中国仿效美国实行联邦制，建议湖南应先行制订省宪法作为全国的榜样。
李抱一作为《大公报》总编辑与社会名流，洞灼时局，以为如此不仅可以让湖南“独立”于南北争斗之外，还可以实现民主政治，《大公报》也就准备在“自治”上大作文章。为此，李抱一“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于是，1920年10月，毛泽东被聘《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9月至10月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以毛泽东为主，针对谭延闿、赵恒惕的《湖南自治根本法》开展讨论、批判、建议，是报刊履行“监督政府”功能最典范的例证。《大公报》主笔、湘潭老乡张平子评价毛泽东，“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
9月15至16日《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予以揭露，双方斗争日趋激烈。10月5日，《大公报》发表毛泽东、朱剑凡、何叔衡等377人联名的建议书，主张“人民宪法会议、中央、国民、中兴等报联合发表五点主张，强调在湖南先行撤代表应是直接、平等、普遍选举产生”制定“湖南宪法”，建设新湖南。最后毛泽东又发文号召30万市民首先行动，创造美好湖南。《大公报》在李抱一主导下，不断鼓动，将这场讨论发展到千人示威游行。自治运动虽遭失败，但如果没有报刊的宣传是难以发动起来的。
仅1920年9月至10月—个多月，《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共发表40多篇时评和来稿。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李抱一还在《大公报》上支持毛泽东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政论文章10篇。如：《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再说“促进的运动”》、《“全自治”与“半自治”》等。
讨论中，有认为湖南当务之急是开发交通，有主张移民筑路，有主张省长民选。针对人们模糊认识，《大公报》发表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指出：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湘人治湘”，这一句话，含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统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统治者做奴隶。他呼吁“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报界舆论压力迫使谭延凯召集官绅会议，企图早日通过“省宪”。李抱一安排《大公报》发表时评揭露道：“这只是官绅会议，算不得自治会议。”谭延阎只得“以私人名义”再度召集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任期已满的省议会指派“湖南自治法”起草人员。
毛泽东除了写政论时评、搞动态报道外，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作记录”。张平子回忆：“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邀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遵首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并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未几，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取而代之……”
湖南自治前后年间，《大公报》在李抱一的主导下，对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予以高密度跟踪报道,尤其关注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行动,使女界"五权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
图为1919年谢觉哉
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民国的先进文人士子，受欧风美雨影响，大多熏陶民权自由思想，有一种雅士之风：“我不赞成你的思想，但我坚决拥护你表达思想的权利。”李抱一主导的《大公报》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营救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贡献与抹去的历史。可也有一件事，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印刷工会罢工事件上，持有截然不同意见，引发了一场友好的论战。
到了1922年12月，毛泽东却与老乡好友《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打了一场“口水仗”。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各为其“主”。2月前，毛泽东刚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还兼任一师国文教师。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实践要求，与郭亮开始在长沙策划发动工人罢工运动，要求增加工人的收入福利等。其中，长沙市印刷工会，作为《大公报》的印刷方，在鼓动下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老乡好友、《大公报》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龙兼公理拙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曾有人一叶障目，于此得出《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这是因为不懂得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大公报》三年时间的深入交汇。没有李抱一的大力支持，《大公报》不可能发出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文章，甚至被当局以“左社”言论而遭到打击与取缔。当时因为印刷工人罢工，事出紧急，已经影响到《大公报》自身的刊发与营生。进而，也会不利于报纸为民众社会发声，由此演化的系列问题。李抱一对此在《大公报》上以笔名刊发了自己的忧虑。
12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时评，李抱一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指责工人“缺乏常识”、“不守秩序”、“不识卫生真谛”。“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第二天，12月14日，李抱一亦在《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毛泽东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可见，毛泽东与李抱一在《大公报》虽有这场争论，但也是李抱一刻意安排许可的，一场同仁之间友善的辩论。 这充分体现《大公报》在李抱一主导下的自由思想与民主风范。为何同一张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同是毛泽东的老乡好友、《大公报》编辑张平子（1885——1972）回答得好：“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
呜呼，一个是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一个是民国创建《大公报》的杰出报人李抱一，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为批判封建礼教、开展平民教育、匡扶社会正义、弘扬先进文化、推动湖南自治等携手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斯人远去，长河落日；
湖湘精神，热血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