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说，真正的哲人思考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人能为不同的政体提供建言。因为在最高层面上，哲人的知识“可以通用”。政治哲人不仅是立法导师，他自己也可以是立法者——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异乡人和18世纪的卢梭，都是这类立法者。一旦成为实际的立法者，哲人们“首先会优先关注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的立法”。
在新媒体时代，社交语言和文化观念多没有哲学范畴，也不成系统，属于即时性、碎片化拼接而且呈部落化小众倾向。其特点是只针对个人好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凭着感觉随机结盟，进出自由，谁也控制不了谁，使得任何社会关系都无法形成持续稳定的结构。这比之于过去追究真相，尊重实事更能分散人心，离间公民组团意愿，其功能在于消解政治动机和社会共识，这不仅有利于拆解国家管控屏障，也方便国际资本通过数据和算法分化阶级，收割散户。
与此相应，现代人的观念认同和价值偏好也不受个人专断，而是谁能说、敢说，谁持奇谈怪论露脸多。其衍生的意识形态是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是假定世界既好不了，也不致太坏，故一般人都能容忍乃至纵容离经叛道，同意观念分叉，意见不一。根据核聚变原理：压力引发核反应，同样，从社会控制论可知，放任批判虽不利于内部团结抗压，从而号召国家和组织有“的”放矢，但却能借此消化“痛苦和恶感”，增强民众身心耐受韧性，降低权力系统“熵增”风险，从而为资本市场开疆拓，消除警惕和敌意。
咨诸过去，如果社会冲突仅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因政策照应不周，引发分配不公而惹事生非，则只需用财政安抚，给好处即可分化瓦解，但在衣食足而胡思乱想的当下，人们更多是基于立场、观念不同而被众多“主义”所劫持。一般情况下，如仅止于游街示众要实惠倒也无妨，要是诉诸路线斗争而想做“通天教主”，为世界立法，则几乎都会陷入“唯心主义”而残酷无情，六亲不认！因此，举凡基于政治立场和信仰等，超越性精神指引而失志不渝，一干到底，则几乎所有的谈判和妥协都很难凑效，也不可能通过服软和示好就能达成共识，结果多半还是沿用老例：确定目标，排除异己，最不济就是用拳头整肃，降服对手！
还好，在观念系统分崩离析，一切都可以穿越戏说、波普化的新时代，“自以为是”已无伤大雅而且看上去都有正当性，许多人会因“脱魅”而心花怒放，但吊诡的是从此消解了人的崇高感，将所有严肃的问题犬儒化、娱乐化。正如传播学者波茨曼所说：“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我们，赫胥黎担心的则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坑了自己”。
尤其是当下，新媒体，社交部落化裂解衍生的无主题，无中心争论，使得几乎所有的淑世理想都鲜有人响应，也不知道谁反对谁而被风化为一地鸡毛。缘乎此，人们失去的就不仅是严肃的意义和真理探讨，还可能将所有的问题拆解为一系列技术修辞，异化为饭局扯谈，这既遮蔽了深究事理的热情和冲动，也消解的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和责任担当。
经验表明，世界或许真不是一个给定了的事实，也不是可以把控的客观对象，而是多变量演化和实践生成的社会场境。神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可能有确定的未来？有关于美好社会如期而至的知识系统和顶层设计？任何历史主体都是其组成部份，它排斥一切脱离群众经验的观念造作，凡事都有因果，善恶是非自有公论。
这意味着任何知识或信息，都只有在特定框架之中被理解，被实践而有所扬弃才能与时俱进，有所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已然作别西天的云彩，随风消散！在人人自以为是的时代，谁都可以想入非非，但倘能达成孔子金句：“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虽断不了小打小闹的立场纷争和法理扯皮，但兴师动众围追堵截，搞颠覆则只能留于想法而非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