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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

时间:2019-10-28 19:18:29    作者:和通社《亚洲经济导刊》    浏览量:25538

共赢:“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本刊主笔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如果这是海里传真”SZQH真实信息,那么,谋局者想谋求的东西,还是一个字:

由这个赢字出发,其他包括几个放弃”“淡化”“聚焦重新定义,特别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会弃、淡、聚什么,会复位出个什么新义,也可想而知。

什么是赢?《说文》中字面的意思是贾有余利也,这看起来自然而然,所谓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嘛。但《左传》里说得直白:贾而欲赢,而恶嚣乎?意思就是,你想要赢而利,就是再多人议论,哪怕不要脸,不管他人死活,也别在乎!

这个意思,从的造字结构,就可以知道。

赢,由亡、口、肉(不是月)贝、凡构成。也就是说,追求的前提,就是以凡人、凡事、凡物之肉、为食,作牺牲换取财富之谓。所谓割韮菜、剪羊毛、锤思想者,为赢,与为虎作伥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方针一致!

正如中国文化可分为易前文化易后文化,如果把中国历史分为秦前文明秦后文明,再考虑一下秦始皇嬴政的字,古代通,那么,就很有意味了,嬴政赢了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六个国家的灭亡和三分之二非正常死亡的人命!这种政商嚣赢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演绎到今天,谁敢说已经结束了?凭什么判断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当然,搞管理学的人对还有另解,什么亡,是危机意识之类。我也有其他解释,但此为正解。

总会有人说,先富是为了共富,也就是共赢。对这种以修辞替代逻辑,以立场选择真实的意识形态说词,只要懂一点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就知道共同富裕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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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共赢和共产一样,日本人把CommunistCommune,译成共产两个中文字,误导了中国各界人士一百年。让有着深厚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所谓时代主题,互相打架撕杀了一百多年,亿万生命生灵也随之涂炭抹掉了。当然,这符合中国人不择手段的实利主义传统。说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为过!

谁让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动脑筋呢?我手头有一本刘正埮、高名凯、麦永干、史有为1982年重印修订1958年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请诸位也去买一本翻开看看,晚清以来,中国人使用的双音节词中,竟有65%强,是日本人转译来的(另有约10%来自印度佛教、5%来自前苏联、10%直接来自欧美)。

如果说,共产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财产,那么共富”“共赢,就是为了一部分有机会勾兑的人先富,可以挤兑大部分吾土、吾民的生存资源与自组织活力。当少数人大部分人,连生的机会,都被剥夺共产了、被勾兑给先富者了,共富”“共赢,当然就是事实上的不可能

一句话,大同、共产、小康、共富、共赢,都不是共生——都没有用国土、国民,来规范

不客气地说一句,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很简单:人需要群体生活,需要资本-社会,所以也必需要,回避是杯弓蛇影的幼稚病;但必须用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规范,离开马克思说的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绝对价值目的,讲,就是坑蒙拐骗的狂躁症

为生而共,才是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才是有共和的共和国,所需要的

共生学人,现阶段要求不多,就是让近百年来、七十年来、四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文信忠行地运行起来!

回到当下,现在,中国人自己用共赢,来翻译你、我”“自己人构成的all-win ,或win-win,请注意:不是你、我、他(她它祂)的构词:win-win-win!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绞尽脑汁谋局,忽悠底层人民、削弱社会、强暴共和,也快三十年了,再欲下去,极而言之,必然走向中国传统治乱循环的又一次轮回!

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商鞅-嬴政兴秦、刘彻-桑弘羊兴汉,秦后文明”2700余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6000次战争,经历25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改姓换代,屡经人口大批量死亡,最多时竟然死亡六分之五,这一次轮回如果发生,会如何呢?

呜呼,发共生十愿,且不惜薄力而笃行之的我,并没有理论野心,也非做什么学问,不需要再评职称职务,更无意做货与帝王家的肉食者,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庇我简约的生活亦当无碍,然,我为何依然较真,而希望尽可能以共生思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全人称的活生生的人?

仰望星空,俯念苍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矣!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传说中几个重新定义,最核心的当然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这又回到一个元问题,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目的和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改革的本质,是完成中国秦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转型。

所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应当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强化中央集权、朝廷(政府)敛财、利益集团借机自肥,尾大不掉的权控经济,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

当然,最近这一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很大不同。邓是以开放促改革,就是他那句话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1979)。因为他很清楚那种权力控制榨取中国农民工人血汗和体力劳动,实施赫鲁晓夫给咱的156个工业项目、大跃进和文革式抓革命,促生产,专注国内存量博弈的苏联模式,早已超越了中国国土、国民能够承受的极限,即便不搞文化大革命,这闭关锁国的全权控制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只有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实现多种经济主体法理上的增量博弈,才能改变。不管邓小平是否完全意识到欧美经济打破权力控制存量博弈的方式,是大航海与全球殖民带来的巨大增量,促进欧美社会阶层由官本位走向民本位,从而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法治上革命性的飞跃,但是,邓小平毕竟是士大夫官本位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位政治领导人,打天下,坐江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情结,他很清楚开放促改革的底线,是坚持权力操纵

在这个底线前提下,邓小平倡导对外搞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只做二传手,对内搞权控市场(从商品、土地、金融价格双轨,到资源分配倾向偏袒先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这样的改革,在目的和本质上与从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大同小异。

我说的小异就是,中国这一次开放促改革,赶上了世界经济进入全球配置资源的时代,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实现了没有殖民,却照样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邓小平虽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权控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真实起作用的,仅限于是否有利于配套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顺便建立了一种有限保护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

于是,中国取得了未向任何国家殖民就赢得了巨大经济成功。这里,我想对那些热衷于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们,说几点关涉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认知问题。

第一,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关键,不是是否殖民,而是是否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所以陷入是否殖民的意识形态之争,非但起不到提振国民信心的积极作用,反而助长十分有害的自我膨胀。

第二,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方式,是在权控市场的底线下,怂恿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GDP增长率锦标赛,在留美回来的专家官员精致计算下,发挥土地金融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人为规划制造各种有效需要的市场壳。一边大兴土木,一边赚取外汇,一边法币大水漫灌冲淡居民储蓄,一边挥霍无度天债经营。结果是,对外开放全球配置的小异,依旧跳不出桑弘羊、张居正式改革,再次造成当代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即胡温2003年上台就想改,而根本改不动的政经跛足结构这一中国模式(雷默,2004)。

第三,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没有解决孰公孰私的思想认知及其制度建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15年(保护期)内,赢得GDP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制造业世界第一业绩的情况下,胡温发现的政经跛足结构问题,几乎被完全遮蔽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非但未有改变,反而越发加固。

这就造成了因思想认识上没有解决我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孰公孰私问题(《三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观念变革——读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而陷入实践上的可怕混乱——即在资源分配1984)和姓社姓资1992)的态度上,开历史历史倒车。以至于严重冲击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的有限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这些年发生的什么国进民退论,什么新公私合营混改论,甚至私有经济离场论等等甚嚣尘上,至2018年第四季度达到顶点,显些毁掉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刘鹤,2018.10.19)的民营经济。

所以,不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孰公孰私的问题,就很难真正在制度安排和运行上解决为WTO15年保护期过后,作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备胎的诸多自由贸易试验区,所需要的三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司法体系”“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信息的完全开放与自由传播,更不要说参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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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孰公熟私认知混乱双重挤兑情况下,如果再加上中国经济与正在建构的世界经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体系脱钩,实行封闭的权利市场经济,回到内需供给制存量博弈(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势必造成当代中国这一次改革开放的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参阅2018919日出版的《经济要参》)。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着眼于释放国民、国土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使中国走出秦后专制文明治乱循环怪圈,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也似越发遥不可及!

现如今,中国特有的新情况,一边是高端产业规划、顶层设计频频出笼,热气腾腾飞满天,层层下指令、月月有文件,算是智者千虑,疏而不漏;一边是底层驱动严重缺失,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吃力不讨好,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乱象丛生。

从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的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从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到新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做什么呢?不外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已!

于是,那些热衷于跟着英国人雷默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只知自己,休管他人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这种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

这种只知自己赢的浆糊经济学,既不能解释、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更别提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再选择有所帮助,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在社会与国际分工中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义利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他们不仅让自己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也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然而问题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增殖,却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已然超出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那么,超序改变,何以可能?

新的经济学思想——兴许是Symbionomics,将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但是,共业、别业至深的吾土、吾民能不能共享这份福报,由化解分裂冲突、自我赎罪,而赎福共生,这就非我心力可为之事了!(责编:小彤)

 

阳子哥201993日晨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责任编辑:和通社《亚洲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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