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社

新时代:民族的即世界的(刘浩锋)

时间:2019-06-13 16:07:01    作者:本社编辑部    浏览量:12961

新时代:民族的即世界的(刘浩锋)

 

新时代:民族的即世界的

——中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与科学基础

               

文/ 本刊社长兼总编辑 和学创始人  刘浩锋

 

  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的不断突破,促进了人类一体化的进程,地球村已经越来越紧密的将世界各国各民族联系起来。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也伴随着物理的一体化进程,冲突与割裂越来越激烈。毫不客气地说,人类若要规避冲突可能引发的核战争带给自身的毁灭命运,就迫切需要一种各国各民族能够共同认可的文化,引导人类从现有的格局中走出来。

2012年,经过20年的独立研究,我独辟蹊径有幸完成了国学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系统构建,创建了“和学”。我从中华文化源头“天道”真义中拨云见日,运用“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数学原理证明了太极图模型展现的“天道真理”。不仅如此,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基础上,依托太极图普遍真理原则创建了接纳矛盾、彻底兼容形式逻辑系统、与复杂性系统同构的天道辩证逻辑;也因此彻底有力破除演绎了五百年的西方文化中心,指出了当今西方文化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迷障成因,在数学、逻辑学、政治、经济、艺术、心理、历史、星体、宗教等形而上认识领域实现了大综合大突破大还原大转向。


 

 

  一、天人合一:人性本源是与天合一的大圆满

  

对基础性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梳理,是澄清人类文化迷障的关键突破。

澄清还原人性本源,是解决整个东西方文化大融合,与世界性的文化艺术大复兴的基础性问题。

  中国文化认为,天道阴阳化生天地万物;中世纪“邓斯各脱定理”从逻辑上反证了阴阳化生天地万物:假设形式系统允许矛盾的存在,那么,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而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博导赵总宽教授的辩证逻辑公理系统则给予了正面证明。现代物理学证明了,一切正反物质相遇湮灭为光,消失为0;如果一切正数负数代表一切阴阳,那么,一切正数负数相加为0;宇宙消亡的时候就是一切归零的时候。这个零不是没有,而是万事万物回归大本大源。这证明,人性的终极本源是与天合一的大圆满,是神的大生命属性。它的数学表达是螺旋形运动的0。也即是《道德经》所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数学解释。《旧约圣经》创世记记载,亚当夏娃违背上帝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园,成为“原罪”的由来,但在吃果子被逐出伊甸园之前的状态是神性。基督的拯救之道,是在人类经历流放惩戒中,唤醒神性觉醒,积极行善博爱,最后在末日审判得以重返天堂获得永生。西方对人性的假设恰恰在逐出之后的认定,而非寻求终极本源,这样为西方私恶假设、理性人假设的丛林秩序与对外扩张提供了宗教与哲学基础。东方佛学认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也终将成佛,说明了人的终极本性是大圆满的佛性神性。这与《圣经》启示录22:13言的思想完全一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因此,人性的终极本源是神性光明性大圆满性获得耶学与佛学以及数学与物理的共同确立。西方但凡悖逆《圣经》精神、在“私恶假设”这一失衡价值基础上的文化大厦自此倾倒矣。

什么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机?

简而言之,是指形成西方文化周期悖论与不断分化,对自身不断解构颠覆动摇,陷入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与文化形式细片化的根由。形成西方文化自性危机的根由,是因为假设基础上的、局部有效的、线性不完备的、周期悖论的形式逻辑思维失衡所致,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失衡。如私恶的人性假设、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理性人假设。而纠错这一弊病,正是有赖中华文化复兴返本开新,运用符合天道的新方法论与辩证逻辑分析工具,综合新的科学发现论证才能完成。

形式逻辑思维的优点在于描述运动瞬间、局部真相,使之精致化与相对精准。它的缺陷在于不能解决“无穷与整体”的问题。西方文化虚拟的逻辑基础在于,恰恰是因为忽略了它的假设前提与论域的限定,与客观事物真相并不完全吻合。它的悖论在于形式逻辑推理同时也隐含着非线性的辩证运动。恰如道路做直线延伸最后却绕地球一周。(参见刘浩锋著:《和学——中国文化传承与开新》,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P324)它对人性私恶与理性人价值假设、个人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假设都是失衡的,看见局部不完整真相而忽略了整体真相。失衡的逻辑推理,导致了数学不完备性与周期的逻辑悖论,形成了对事物不断解构、不断分化离散的趋势,引发数学危机、逻辑危机、科学危机、心灵危机。

失衡的价值设定本质是为缺德行为合理化,它导致自由交易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失衡,出现狼群对羊群的吞噬、强势对弱势的主宰,社会财富总是周期陷入两极分化,政治陷入恶斗互损周期更替循环,引发整体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心灵危机。微观层面的这种线性失衡结构的运行导致周期悖论,就会通过累积效应构成宏观周期分化的基础。

以致,如今陷入21世纪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与文化形式细片化的深渊。因此,它需要与复杂性系统同构、普遍有效的、圆满完备、动态均衡的天道辩证逻辑工具对之驾驭才能做到“降魔成佛”的圆满功效。

由此可知,西方文化发展加速了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演进,但它进入大分化的极致之时,必然有赖中华文化复兴运用辩证逻辑给予拓展提升,从价值虚无主义与文化形式细片化的肥沃土壤中,通过辩证逻辑新的思维方式还原统一起来,成长为比以往更具合理成熟的21世纪新文明形式。

 

 

二 天道蕴含的数学真理与“双腿辩证法则”

 

天道的模型是太极图,它同时也是宇宙运行结构图。

形式逻辑排斥矛盾追求协调一致,最后总是陷入悖论,当论域为整个宇宙时,恰恰在宇宙形成了悖论状态。这个推理证明太极图表达的正是宇宙运行的结构。不仅如此,太极图还蕴含了无需假设成立的普遍有效的真理的数学形式“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指出了万事万物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互根转化,包括静中含动、动中含静,辩证逻辑包含形式逻辑、形式逻辑隐含辩证逻辑等普遍关系。

  形式逻辑相当于初等数学,只能反映不同层面相对静止事物的关系揭示局部真相;辩证逻辑相当于高等数学,反映动态事物的关系揭示整体真相。形式逻辑系统中的逻辑矛盾是一种对立割裂不能统一的悖论,形成大起大落、对外扩张的恶性循环运动轨迹,它解释了为何西方有着对外地理殖民与市场扩张、文化殖民的心理冲动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现象;差异性构成了辩证矛盾,它是此岸世界普遍性存在的,实现差异性的互补、避免两极分化、整体动态均衡的良性循环运动轨迹,才是缔造共生共荣共享共赢的和谐社会之道,它解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有着对外部世界的兼容并蓄、乐善好施、维护内外系统平稳、内圣外王的心理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现象。

  太极图模型展示的阴阳互补结构,揭示了阴阳一体为根本,阴阳对立为形式。

  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发展模式,就要在阴阳对立中,维护阴阳互补的圆满结构,否则,就会出现独阴不生孤阳不长的短命现象。在逻辑层面,即是辩证逻辑的表达,在价值层面即是利人利己均衡之道的均论,微观层面的这种圆满结构的运行,就会构成宏观动态均衡运行的基础。

恰如人体走路,要两条腿互补协调行动,才能避免金鸡独立的危局。阴阳均衡才能高速运行。阴阳失衡,就会病态不可持续。无论自然与社会乃及生命体都是如此。左腿迈向极致,就要迈出右腿,社会才能螺旋型上升运动,而不是左腿迈向极致,就要砍掉左腿只保留右腿,或者,右腿迈向极致就砍掉右腿,保留左腿。正确的应是,右腿迈向极致,要保护右腿,捧出左腿,这样运动就会良性均衡,系统就会稳定,生命就会强劲。这个原理不妨称为“双腿法则”。这解释了为何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三十年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缘由,也不能用改革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后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科学发展之路就是,不能靠打倒左来维护右,或者打倒右来维护左,而是要保护左来捧出右,或者保护右来捧出左。一些人恰恰是利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来互相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达到分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解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就是逻辑思维上幼稚落后的表现。国家建设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及时迈动左腿或右腿,才能建设平稳和谐增益的国家运行秩序,实现党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只有从天道的层面掌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摘除非此即彼的西方形式逻辑思维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绳索,摆脱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朝野的心识牵制。

  就社会资源配置而言,如果中国改革差异化拉大出现两极分化的极致,那么就需要保护资产阶级右腿,同时迈出左腿(如重庆模式)捧出劳工阶层扩大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富。就企业管理而言,早期企业要寻求自身发展,需要独善其身以“效率至上”,凝聚劳资意志,合力实现企业壮大;效率至上必然导致企业财富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及时调整,每个企业财富失衡配置的累积效应会导致整个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的失衡引发生产相对过剩、财富分配失衡的经济危机。此时,企业富有后就应该迈出左腿,需要兼济天下以“公平至上”,带动劳工实现共富。当市场产出与消费大抵均衡之时,又应该及时调整,适当扩大差异。如此协调运行才是符合“阴阳互补均衡之道”。

  就企业改革而言,既要保护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中坚位置,也要让渡股权,或通过政府收购转让给劳工,建设一个产权合理差异、整体均衡互补的圆满结构。还可以“企优则仕”。年产值与税收等指标超一定额度,公益德行超过一定规模次数,企业家愿意为社会捐献企业产权的,可以获得公职。中国畸形的“房市肿瘤”而言,若要避免房价虚高与市场消费脱节形成的两极分化引发经济危机,政府需要保护房市就必须启动左腿,通过针对性征收房产税、财政稀释利益倾斜一般民众政府给民众义务或半义务造房,发动集体集资建房等方式,让民众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民有所产,民有所居,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自然,也遏制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政府首先要做到圣人的要求,引导政治向善方向运动,建立公善的政治伦理基础。其次,就是政治领袖带动执政党团上行下效教化朝野。道德复兴驾驭经济发展,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思维,人间的社会群体运动就会创建人间净土。从生命的修行本质而言,以有余奉天下是为行善积德,功德回向众生,即是菩萨道大修行,在生命的轮回中可以获得无上的善果,乃至功德圆满悟道正果摆脱六道轮回脱离苦海。

如此,左右腿互补协调均衡运行,才是维护企业长盛不衰与市场健康发展之道,每个企业与单位如此,累积效应构成了整个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的互补均衡、良性循环发展,维护社会平稳高速和谐发展。

 

三 “率极均衡”原理:对效率与公平割裂的“茅于轼悖论”的拓展导向共富

 

西方经济学要解决对稀缺资源的效益最大化配置,实现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创造,围绕的中心主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只顾效率就会出现局部短期利益至上而罔顾整体长远利益,发生两极分化爆发经济危机最后陷入“整体效益最小化悖论”;这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基本特征。只顾社会整体公平,消除差异性,就会出现效率萎缩,整体活力不够,财富创造力不足,物质生产匮乏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

这两种意识形态,实质上是西方文化在社会意识层面处于“对立而不统一”“二律背反”的彼此割裂的生态。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西方经济学一直不能解决好这个矛盾关系,因为其所依赖的基本的逻辑工具形式数理逻辑“无法处理矛盾系统”的局限所致。科学圆满的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仅是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西方市场国家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解决的课题。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就存在。由于缺乏科学逻辑处理这对矛盾关系,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提倡利己主义至上的理性,追求效率至上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与《道德情操论》提倡应该具有同情心关注社会公平,就是逻辑上的二律背反的悖论关系。欧洲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还给“二律背反”提供了哲学理论支撑。但康德的二律背反是局部有效的,并非是终极有效。(参见刘浩锋:《破解康德“二律背反”与西方文化的周期悖论困惑》,博客中国,和学博客,2013-07-30 )

  茅于轼教授的两大著作《择优分配原理》与《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沿袭了“斯密悖论”的衣钵,未能从逻辑思维与方法论上完成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拓展与改造提升,从而出现了学理上的“茅于轼悖论”。它包括了“择优不优悖论与利己主义悖论”,这两个悖论是茅于轼悖论的子系统,是追求效率导致的悖论。另一个悖论就是斯密悖论的翻版,茅于轼教授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也提出了应有帮助弱者的爱心同情心促进社会公平。他在山西搞小额贷款扶贫是一种实践。这就和择优分配原理效率至上的利己主义认知相悖。虽然,后来茅于轼教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也认识到要在两者之中取适中。但如何取适中,并没有找到科学逻辑工具完整的解决,也就不能突破原有的“对立割裂而不能统一”的“二律背反”的悖论困境。由是,我们不难理解茅于轼教授著名的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价值悖论。

  择优分配原理是一种实现局部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的理论。它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在社会整体长远利益上,恰恰因为只顾局部利益而导致两极分化发生经济系统崩溃。它的数理证明是形式逻辑周期陷入悖论。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悖逆了天道真理法则, 不符合“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有效数学原理的要求。茅于轼教授2008年11月2日在《新时代管理讲堂》讲授“择优分配原理”谈到了他常谈的施肥配置案例:“如果拿化肥在两块土地上分配,使得它产出的粮食是最大,现在有两块土地,这两 块土地大小不一样,土质(肥瘦)也不一样,完全不同的两块地。现在有50公斤化肥,怎么分配在这两块地上,使得它生产的粮食最大,加起来最多? 茅于轼教授的做法是,减少一公斤在乙土地上,增加一公斤在甲土地上,因为乙土地减少的那一公斤化肥它的产出能力在甲土地能生产更多粮食,最后的结果增产的粮食有所增加。这个推理在局部系统中是成立的。茅于轼教授获得了数学论证。但是,茅于轼教授缺乏的恰恰是关注局部短期利益,而忽略了整体长远利益。他用形式逻辑思维分析处理,没有从两块土地构成的整个土壤层次来辩证看待。正是这种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择优选择,导致肥的甲土地更肥,贫瘠的乙土地更贫瘠,从而整体格局出现了失衡状态爆发了生态危机。

天道原理揭示万事万物都会走向自身对立面而衰竭。这种物极必反原理,同样深刻反应于自然界与资源配置过程中。当减少乙土地一公斤化肥用于甲土地发生甲土地饱和,再增加化肥却导致甲土地的产量不断减少。这时需要减少甲土地化肥给乙土地,以增加整体的粮食产量。这个原理,就是富者应该兼济穷人。但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利己至上的思想,人们从来不以为财富到了饱和,而是无止境的贪求。

显然,判断一个企业家是否到了财富饱和的状态,就要看这个企业家是否开始走向了骄奢淫逸不为劳工与社会大众谋福祉,而是将财富更多用作个人享乐的私欲。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看得见的手,要避免市场看不见手的局限,必须用一定手段约束规劝乃至惩治,使多余的财富倾向于更需要资金创业的劳工与一般市民。

但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对此不应该忽略的。不妨将效率极致自然倾向公平称为“率极均衡”原理,即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要求人类注重社会公平谋求系统的整体均衡运行,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这个过程,就是从效率右腿到公平左腿,协调互补运动的过程。率极均衡原理,是择优分配原理的补充与拓展,是化解两极分化导向共富均衡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因此,如果说,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被授予过诺贝尔,那么,率极均衡原理似乎更应该获奖。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沿袭自由主义的诸多假设基础,论证的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达至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上是,缺失“均衡互利”的道德与辩证思维作为基础,而是以不惜损人利己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失衡理性”价值作为基础,导致强势对弱势、狼群对羊群的自由吞噬,社会分配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困境,发生“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悖论。西方国家为了化解这种悖论,就是采取化解形式逻辑悖论的方法,不断扩大论域范畴,不断对外殖民扩张,从而导致对他国、民族的伤害,最后制造全球两极分化的格局,出现不可持续发展。而为了达到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目的,不惜采用转基因食品手段长期无形的衰竭第三世界人口。

  茅于轼教授也对自由主义进行修补改造,弥补显而易见的漏洞,他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辩证思维与辩证价值引入,但未能从逻辑根上进行转化衔接,仅仅是局部修补而已。如果彻底用辩证逻辑与此种价值作为基础,势必颠覆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茅于轼教授认识到择优分配原理最后导致整体危机,数理逻辑陷入悖论发生系统崩溃,于是发起提出“人文经济学”概念,试图通过人文关怀来消弭追求效率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割裂,促进社会公平。这种方式充分表达了西方文化的人格分裂的两面性,一面是鳄鱼的凶残,一边是天使的怜悯。这种对立割裂的悖论一直充斥在形式逻辑主导的西方文化之中,从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等哲学家科学家到斯密以降的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无处不在。

要化解西方这种二律背反的困境,根本上是要重新认识形式逻辑工具的优点与缺点。(参见刘浩锋:《基础失衡悖论:西方经济学虚拟的逻辑基础》),草根网,2012-05-12) ,为此,2013年1月英国诺奖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突然幡然觉醒,公开向媒体指出现有一切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呼唤思维方式转向。

 

四 西方政治学悖论:期待海内外民族精英作最睿智选择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政治表达上也是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学。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是依托自由主义价值假设基础上,以形似逻辑工具推理建立的政治学说。它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发生普遍的悖论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西方文化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二律背反现象。“资本主义”崇尚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为资产阶级少数人谋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政治与民主宪政。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有,并借助雇佣劳动契约手段维护这种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与大起大落的周期经济危机。比如几大家族联合控制美联储70%的股份。而美联储是依靠霸权建立的单极金融秩序实施对世界资源掠夺殖民的工具。

他们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了对财富传媒学术实体的垄断。他们通过形式民主来掩饰了隐形的实质专制。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掘墓者登上历史舞台。是对资本主义这种只顾资本家少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的反动与革命,建立了为社会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宪政;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归国家公有,并借助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维护整体公平发展的物质基础。比如银行是国有控制的。传媒学术实体的垄断是国有的。他们以公天下圣贤为首的集中下的民主,尽管民主做的不够亟待完善,来服务于全体人民。他们都需要通过掌握辩证逻辑工具来借鉴对方的优点,实现政治智慧的综合优化。

  西方政治学的诸多概念,通过辩证逻辑来分析关照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出现各种对立割裂的悖论。如自由悖论、民主悖论、权力悖论、人权悖论、权利悖论等。

  自由不是以内心觉醒为前提,而是损人利己的扩张,那么,自由本身不再具有价值魅力。也只有在世界价值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诱导的语境里,自由被鼓吹成神圣旗帜。背后真实目的是为大兽通吃铺就道路,为对外殖民与资本扩张掠夺制造自由神话。于是人们陷入“自由悖论”,团结在自由旗帜下遭受深重奴役。

政治科学认为,民主本身是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民众当家作主,有选举权与罢免权、监督权;一方面通过选票让渡权力让人家代理权力组成政府,接受权力管理。民主需要辩证分析。过分民主,并不总是正确的。过分投好民众意志,往往导致多数人暴政。甚至走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战争与德意志军事沙文主义,对世界构成伤害。这是“民主悖论”。

民主竞选程序的规模性与兴师动众,注定是需要大资金大消耗的政治运作。从而,往往最终对民主说了算的,并不是一般民众,也不是无财势的民间贤达人物,而是具有社团组织、财力学术传媒、帮派阶层的核心力量。领导这些社会力量的人物通过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扶植政治傀儡。精通西方民主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真实的民主游戏规则是由资金雄厚的各种财团金融利用学术传媒引导选举舆情,候选人必须与之达成默契与利益同盟,最后实现操纵议会党团与政府决策,影响政策制定,民主政治在选民当家作主的表象下,变成了强势者通吃的畸形状态。这又是一个民主的“权力悖论”。

鼓吹人权第一至上的国家真实掩盖了狡猾的资本家鳄鱼通吃,为自己的生命至上、财产至上、自由至上,不惜假以公意、人权、自由、民主形式与舆论民意,损害他人与社会的生命、财产、自由,导致周期性的政治经济文艺等领域互为割裂的“悖论”危机循环。损人利己基础上的人权至上结果,是在危机中丧失人权!这是“人权悖论”。

  当洛克《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界定为:“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英]洛克: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6)当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解释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方面,他们在前人相应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将个人生命质量在形式上进行了更多量化与维护;但另一方面,继续放纵人性私恶至上的个人至上自由至上,恰恰导致了“人人表面的虚拟性、法律形式的平等,实际在生命质量、自由度、幸福权利上处处不平等”的“权利悖论”。当华尔街过渡投机的资本家占据社会大量财富,任何自然权利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妄之谈;当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饿死千万人之时,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11年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权利悖论”危机处处展露无遗。

总之,人们只要理解了天道法则数学基础“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有效原理,以及所蕴藏的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乃及宗教心灵法则等领域丰富的应用内涵,就一定能够获得深切觉醒。只要掌握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所在,就一定能够理解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掌握了辩证逻辑工具,就一定能够深切接受中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与科学基础,并从中获得文化的完整觉悟。

21世纪是中国的新时代,也即是世界的新时代。

中国的文化复兴,也即是世界的文化复兴。天道认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构建,切除了一切旧的历史形态与旧文化在新时代的继续蒙蔽作乱,让各种狭隘的似是而非的旧文化露出丑行,也让西方妖魔化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成为过去;也将西方的宇宙理性“逻各斯,进行了中国化转述与拓展,东西方文化在大本大源上融为一体。

新时代,人间亟待一场全球性的文化启蒙。它有赖年青一代的文化觉醒,重回合乎真理认知的道路。只有这样,世界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才是有长远福祉的。(责编:闻益)

 


【责任编辑:本社编辑部】
频道精选

粤ICP备16085989号-8 Copyright © 2015-2019 Ebiz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