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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都不重要

时间:2021年11月10日    作者:和通社    浏览量:

汉心: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都不重要

 

孟德斯鸠概括世界各民族精神时指出:“扩张是罗马人的目标;战争是拉栖代孟的目标;宗教虔诚是犹太人的目标;贸易增效是马赛人的目标;航海是罗德人的目标……

补充一点,求稳、企盼安身立命,过日子是中国人的目标,厌恶管制,争取无限自由是资本主义的目标;允许乱讲乱说是文学家目标,无法无天,恃强凌弱是野蛮人的目标。

霍布斯认为和平比混乱和战争好(政治家则不一定这样想,战争不仅是生意,也是一种浪漫的美学体验),以往的历史和经验也证实大体正确,至少,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需要秩序托底,否则什么都干不成。诡异的是:现代人需求端受消费主义鼓动,供给端被“观念经济”零边际成本驱策,谁都刹不住!更有主权神圣教唆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没完没了!因此,所谓岁月静好,一世安稳便只能是,也只能是理想而很难兑现。

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以国家为利益单元的斗法不是文明了,也不是搞选票政体,或通过贸易达成经济高度依赖,大家就一定守法讲道理,而是因为远程“火器”大国小国都放着,谁都不太敢动粗,也知道明目张胆抢劫风险太大。所以换一种不见刀枪的文攻武卫,如外交博弈、司法讹诈和规则操弄等。表面看,像“君子动口不动手”,大家都不太敢乱来而且都宣称尊重民意,实则只要贪婪的好处大于克制,“破格占便宜”比遵章守法有搞头,当事者大都会倾向于弱肉强食,并觉得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物竞天择。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宿命。

从已有的经验表明,政治的价值在于组织效能和遇事敢作敢为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它与法律不同,前者系于少数人冒险试探和先验性的运筹规划,因而必然具有凡俗者不可企及的魅惑性。故举凡有效的政治策略总是拒绝讨价还价,拒绝公事公议,文宣尽可名之曰“替天行道”,或系于“民主意愿”而搞一堆好听的观念修辞,但其内在的驱动机理却是居高临下的“献身精神”,是卓尔不群的风险创业。反之,法律则不一样,其功能系于社会事务,立足于大众经验、感受而与日常生计息息相关,故必然平庸、拖沓而更像是“事后诸葛亮”,既无法凌空蹈虚弄高大上,也不可脱离群众搞“自由主义”。

两者看似都讲文明而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但前者基于能解决问题,消弭矛盾并确保共同体均势守恒。故一般很少尊重“公意”而专属少数“聪明”人的运筹权衡;后者则是兜底,是避免问题失范,变得更坏。

所以,凡是能敞开谈论的政治功课,都是权衡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学者孔飞力有个说法,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都不重要,反之亦然。专业管制如此,民选凑数亦然,所谓公权付诸公议一向都是花招,都是“无明大众”的文学想象而无事实证成,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综观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的演变史,落败者的出局,或胜利者的风光。表面看,似乎都与时代运数,或当事者的能耐和对时势的判断力有关,但经验和事实都表明,任何重大的历史因缘际会,都是不断穿越时空,逐渐展开的社会事业,其成败除了政治家个人的德行、操守,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高尚的理想之外,艰苦朴素,与人民同心同德,肯定比的“顶层设计”更有效,也更得人心。

对于那些被淘汰出局而未得善果者,后人或可通过“文学疗伤”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也可以基于“为逝者讳”,让当事人享有道德豁免权。但历史哲学,政治正当性及其“观念系统”的定义权,却只能,也只能是熬过挫败而赢得终局的胜利者,易曰:否极才有泰来,尼采也说过类似的话,重要的不在于是谁,也无关乎是否遵循了真理,而是你不得不服气的“谬误”。

或许,自我反省有助于个人良心发现,文化批判也可以规劝有觉悟的“零星散户”弃恶从善,向往做个体面的好人。但作为共同体的国家、阶级、族群等,则很少基于人性的高下而承认历史罪错,也不会纠缠于舆论场的“诛心之论”而反躬自省。即便有此先例,也只能是迫于时势的策略性表态和观念修辞,(如,轮台罪己诏,欧洲白人对贩奴和屠戮印第安人的忏悔),当事者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谁也不在乎民间物议,史学家吵吵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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