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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儒:资水河畔的"高尔基"——廖静仁

时间:2023年03月22日    作者:刘跃儒    浏览量:

刘跃儒:资水河畔的"高尔基"——廖静仁


文/本社主笔 刘跃儒

 

 刘跃儒:资水河畔的


 

迈着稳健的步伐,带着自信,带着身上还未褪尽的土腥味和水腥味,也带着他的《过滩谣》《山魂》等散文名篇,静仁兄终于从安化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兴致勃勃地向长沙进发了。

 

这是一个充满画意的晚秋、或者说是一个充满诗情的早春,前来为他送行的雾岚肯定纠缠着说不尽的依恋,山路两边的鸟鸣为他吹奏出慷慨激昂的人生进行曲……他潇洒的身姿,使具有灵性的安化山水从此又多了一份对游子的牵挂和守望;他身后定格的背景,是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他耳旁回荡着的,是资江河畔曾经不绝于耳的纤夫号子余音……

 

一百多年前,陶澍曾经从这里走出;同样是一百多年前,左宗棠也曾从这里走过;如今,静仁兄走的或许也是他俩曾经走过的那条小径,虽然前行的目的、前行的时间大相径庭,出行的历史背景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同的情怀、相同的感慨说不定是一致的也未可知。

 

陶澍走出了一代名臣,左宗棠走出了一代名将,而他却走出了一代名士——探寻出一个特殊时代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开辟出一条文化与政治、经济并驾齐驱的新里程……

 

 

若要追溯我对静仁兄最初的印象,其实早已模糊。依稀还是三十年前,我在沅陵家乡的小山村初学写作时读他的一些散文。在我的意识里,那时的他绝对是以一位名家的身份展现在我面前的,而我也只能用一种崇拜的心情与仰望的姿态敬而远之,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与他零距离接近,更谈不上奢望有朝一日俩人能朝夕相处、并能成为挚友和兄弟。

 

然而,这一切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现实。

人的一生实际上是隐匿着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或者说偶然性的。然而,就是这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偶然的机遇,却于无形之中丰满了生命故事中的情节和细节,使整个人生从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2000年,我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给《湖南作家》杂志投了一篇小说。就是这篇小说,使我与静仁兄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静仁兄就任《湖南作家》杂志社社长,他非常看好这篇小说,并配发了我的照片和简历,在《湖南作家》杂志重点推出。

 

从此以后,静仁兄竟然经常主动与我电话联系,询问我在北京的工作、生活状况,以及北京那边的文化市场信息。后来竟热情地邀请我回湖南,到他主持的《湖南作家》杂志社工作。对于一个把毕生心血都倾注于文学的我来说,能到省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当编辑,当然求之不得……

 

就这样,我来到了《湖南作家》杂志社,与神交已久的静仁兄第一次见上了面。

一直以来,我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在中国、或者说在当今,是不是真有“正统文化”与“边缘文化”之别?但许多地方却有这种说法,倘若有的话,我想,我要特别感谢静仁兄,是他把我从边缘文化的“荒野”领进了正统文化的中心,或者说“殿堂”,让我除此之外再也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能够见识并欣赏到的独特人文景观,以及从这个特殊场所辐射开来的人文世相。我认为:作为一个文人,他不仅是文学艺术本身的真实拥有者,他更应该是整个文坛“信息”的主动知情者。不然的话,他的艺术人生便不会完整,更谈不上完美。

从这个意义上讲,静仁兄才是我文学路上真正的师长。

 

 

和静仁兄共事一段时间后,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静仁兄的过去。

 

静仁兄父亲的成份不佳,而且他少时丧母,家里兄弟姐妹多,为了生活,只得小学四年级还没有读完便辍学跟别人学泥匠、学篾匠;十多岁便跟着乡亲们去资江河里谋生……我想象着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一个双手冻得通红的未成年的孩子在脚手架上忙碌的身影;我想象着资江岸上一双稚嫩的肩上被纤索深深勒紧而仍然倔强的神情,以及与一大群纤夫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纤夫号子时的悲壮场景……我的心中便隐隐地作痛。但静仁兄心中的苦从来没向别人说起,他心中的痛、他童年的磨难也从来没向别人说起过。他只是默默地把他的苦、他的痛悄悄地稀释在他半夜独自醒来时泪若泉涌的枕边;把他的苦他的痛寄托在万般无助时在心里对娘亲的呼唤里;把他的苦他的痛喧泄在资江河畔拉纤时那声声泣血的号子里和寒冬腊月呼啸在脚手架上的凛冽寒风中……

 

是的,静仁兄没有被众多的苦痛所摧毁,也没有在众多的苦痛中沮丧、消沉。相反地,这些苦痛更激发了他生命中那种顽强、向上的潜能,使他从小练就了一种不畏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磨砺出一种从不轻易服输的坚强意志,也使他从小养成了一种勇于担当的习惯;同时,太多的苦痛又不得不逼着他过早地对生命、人生这一高深的命题进行深刻地思考……从此,静仁兄一边劳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拼命地读书,写作。

工夫不负有心人,静仁兄创作的一系列散文终于在全国多家文学大刊上发表而引起轰动,并多次获奖……

 

然而,尽管静仁兄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仍然是一个农民。不过,他创作的初衷也并不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而且出身农民,所以也就从来没有非分的奢望。也许他从来就不曾思考过这方面的事情,他只是想把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感受和感悟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仅此而已。但静仁兄却遇到了好人——遇到了赏识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某个夏天的中午,静仁兄正在建筑工地上的工棚里利用休息时间写作,突然县文化局的两位领导来到这里。虽然彼此之间不认识,但他们一见眼前的情景,一下就认出了他。是呀,此时此刻,在这繁忙的建筑工地上,在这简陋的工棚里潜心写作的人不是他廖静仁还能是谁?

 

静仁兄的这种精神不仅令两位领导敬佩,更令他们感动。于是,相互之间亲切地交谈起来。

走的时候,两位文化局的领导问静仁兄,如果有机会,愿不愿意到文化馆去工作?并交待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文化局找他们。

 

原来,这两位文化局领导都是县政协委员,当时正值县两会期间,他们是专程来基层进行文化方面调研的。

或许是静仁兄从来就没朝这方面想过,或者觉得他们说的只不过是“官话”,所以也就并没有把两位领导的话太放在心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静仁兄突然想起两位领导曾说过的话,尽管静仁兄对这些话心存疑虑,但假如真有可能,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静仁兄请了假,直接从工地去了县文化局。

但一个单位真要正式进一个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静仁兄既然去了,而且他们当初有过许诺,当然要给一个说法。于是,那两位领导便与静仁兄商量:把静仁兄先作为文化馆聘用的工作人员,让他来编一份杂志。当时的工作条件不是太好,待遇也低,而且办杂志的经费不够,真要办的话还要他想办法筹措。

 

工作条件差、待遇低都可以克服,只是筹措办杂志的经费却太难了。因为他只不过一农民,没有一点社会关系,到哪里去筹款?但静仁兄略作思索,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静仁兄去了县文化馆。

 

静仁兄的答应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胸有成竹。那时正是中国文学处于热潮的时期,许多人都热衷于文学写作,而许多文学杂志正在办刊授班招收学员。以静仁兄当时的文学成绩和写作经验,完全可以以刊授的形式招收学员,而所收的刊授费用就可以用来办杂志了。

 

静仁兄的想法马上得到了落实,而且很成功。从此,他便沉浸于其中:招收学员,给学员改稿、回信,编杂志,同时忘我地创作。那时他们办的杂志刊名叫《山花》,一年出刊6期。把一个县级文学杂志办成了双月刊,而且要自筹经费,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那段时间,在静仁兄积极地带动下,安化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在他精心的辅导下,不仅是安化,而且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由于成绩显著,静仁兄被正式调到县文化馆任文学专干,后来任安化报社总编辑,安化县政协常委、文联副主席。并先后获得湖南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组织评选的自学成才奖、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文学创作更是著作等身:著有诗集《蔚蓝色的祝福》,散文集《纤痕》等多部以及《百家文库·廖静仁散文卷》。其中多篇散文被转载并获奖;《红帆》《过滩谣》被《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法文推向海外;《过滩谣》《做一棵城里的树》等篇什入选大学课外教材。

 

是的,人的一生难免经历苦难。但只要在经受苦难之后不断地审视、反思磨难,并找出苦难的根源,然后机警地避开苦难走向人生的坦途,那么,苦难对于这个人来说反而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这笔财富将使人在生活中变得练达,在事业上变得机智,在世事中变得洞明,在人生中变得洒脱。反之,只能被苦难毁掉。静仁兄以及许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成功者当然属于前者。

 

 

其实,我当初并不敢称他“静仁兄”的,静仁兄年纪比我长,出道比我早,名气比我大,文学成就比我高……所以我只能诚惶诚恐地称他“廖老师”。但静仁兄多次说,我们之间称老师别扭,还是以兄弟相称为好。我不依,仍旧称他廖老师。静仁兄见他的话对我不凑效,也不再强调,而是在下次叫我时,也用我叫他时的口气神情称我“刘老师”!那意思好像在说:叫你别这么叫,你偏叫;我也这样叫你,看你舒服不舒服!我听了当然觉得别扭,主要是不敢当,所以更加不舒服。而且我这人贪生怕死,怕他这样叫会折了我的阳寿,所以往后赶紧改口和他兄弟相称,而他也就自始至终像一位兄长一样对我格外关爱、照顾并尊重。

 

其实,静仁兄的老家安化与我老家沅陵相隔并不很远,当地的风俗、饮食习惯以及传统文化、道德观念都很相近,加上两人类似的经历,所以,静仁兄不论是在我生活上还是工作上,与他身边的其他人相比总要显得更亲近一些、关顾一些,甚至特殊一些。

 

那时我刚到长沙,生活条件一片空白。静仁兄的条件当时虽不是太好,但较之于我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而且家里时常储存着他和我都喜欢吃的、从他家乡带来的腊猪肉、腊羊肉、腊狗肉以及一些时令鲜菜。于是他便时常请我及一些同事去他家喝酒、吃饭。有时,我便不请自到地去他家蹭饭吃,他家里有什么好菜我也不征求他的意见,强行就找出来做着吃,好酒也自己找出来喝。吃完后抹抹嘴,还一副“无懒”的口气调侃他:你对我这么好,我要不帮着你把这些好酒好菜弄吃了,怎么对得起你!?静仁兄便只好像遇着“泼皮”一样无奈地傻笑。

 

我嗜烟如命,而且喜欢抽好一点的烟,但自己却又买不起,即使是买也只能偶尔买包解解馋。静仁兄抽的烟素来比我好,于是,我每去一次他家总要向他索包好烟抽抽。但只要我开口,静仁兄马上就会去房里的抽屉里拿包好烟抛给我,而我就会立即启开烟的封口,抽出一只在他面前美美的享受,并故作陶醉状,显露出一种“阴谋”得逞后的惬意与快乐。静仁兄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却仍然故意装着欣赏的样子看着我,但更多的时候则假装没看见。类似的次数多了,再去的时候,静仁兄不等我开口索讨,便会主动地扔给我一包好烟。因为静仁兄明白:与其让别人强行索取,还不如自己主动给予。这两者的性质和意义肯定是天壤之别的。静仁兄无疑早已非常准确地认清了其中的辩证关系,也明白了其间不可相提并论的本质区别。静仁兄就是聪明。仅这点就令我望尘莫及。

 

和静仁兄相处的时间长了,两人之间便亲密得毫不在乎,以至经常说话、做事都免不了调侃和开玩笑,有时甚至来点恶作剧。就像我上面所写的这段文字一样。但再随意,我也不敢忘却对他的尊重。我只是觉得,类似的表现方式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随意尊重,也是一种刻意尊重之间的自然随意,相比于那种呆板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尊重更富亲切感和更具趣味性。

 

 

静仁兄有一句口头禅:人挪活,树挪死。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静仁兄才毅然决然地离开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良好的安化而来长沙。而在长沙,他必须又一切从零开始。但他无怨无悔。

 

静仁兄当初来长沙时属非正常调动,他人虽来长沙,但人事关系都在安化,弄不好就有可能丢掉那来之不易的铁饭碗。类似情况,一般人决不敢轻举妄动,可静仁兄就敢“潇洒”走一回。

 

有人把“敢为人先”“吃得苦”“霸得蛮”等要素归纳为湖湘精神,并把这些推崇为湖南人成功的先决条件。其实,我认为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也是极为肤浅和片面的。这些只不过是湖南人成功的表象,而真正令湖南人成功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超常智慧、能够审时度势的卓越见识和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特殊能力,以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胆识加谋略。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近代史,毛泽东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静仁兄的“潇洒”走一回,表面上看不乏“敢为人先”和“吃得苦”“霸得蛮”这些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对当前社会走势有了充分的把握。是否可以这么说: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且吃得苦,耐得劳;而当今社会,或者说自古以来不论哪个阶层哪个部门都是需要、喜爱这类人的。正因为他“知己知彼”,所以他才敢这样。后来的境遇恰恰为他证实了这些。

 

静仁兄来长沙后,凭着他的名气和文学实绩轻而易举地就在省卫生系统主办的《康乐园》杂志社找到了新的工作位置——编辑部主任。但这只是属于“打工”性质。一次偶然有机会,静仁兄去省委统战部主办的《湖南统一战线》杂志社洽谈工作,自我介绍后,杂志社领导惊喜地说:您就是廖静仁呀!读过您很多散文呢!当那位领导了解了静仁兄的近况后,马上征询静仁兄的意见:是否愿意调到《湖南统一战线》杂志社来工作?静仁兄当然愿意了。就这样,静仁兄被正式调到了省委统战部……

 

按理,静仁兄应该在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随遇而安了,但静仁兄就是不安于现状,2000年竟然自告奋勇地去省作协承办《湖南作家》杂志。当时去《湖南作家》杂志社并不是正式调用,而且他那时已是《湖南统一战线》杂志的执行主编,杂志社根本不同意他去,但静仁兄却去意已决。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不愉快,静仁兄干脆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主动取出放在长沙人才市场,然后利索地去省作协上班。

 

对于承办《湖南作家》杂志的行为,我认为他除了以此来感谢文学、回报文学外,另一个说法或许就是我和他常常开玩笑的:作为农民的我们命贱、命苦。是的,在省委统战部待得好好的,他却要去办《湖南作家》杂志,而《湖南作家》杂志这边不仅不给他发工资,就连办杂志的经费也要他一人去筹措,更何况,杂志社聘用的这一批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他承担。因此,一段时间,各种压力曾弄得他焦头烂额,换了别人或许早就撂挑子了。但静仁兄虽然内心煎熬,表面却镇静自若,并又发明了一句口头禅:经常关手机的人是发不了财的。那时,我们不是当家人,当然不知道油盐贵,总是处于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态,下班后自然就将手机关了。而静仁兄却是没有白日黑夜之分,时时刻刻在为杂志的生存考虑,有时想到一个好的方案想与我们聊聊却又找不到人,心里当然就有些焦急,但静仁兄是智慧的,他从来不直接责怪我们,而是巧妙地采用另一种方式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和参与意识。

 

回想起当初《湖南作家》杂志的起步过程,确实是艰难而又曲折的。避开杂志经费来源的大事不说,就杂志社的工作条件而言也是简陋而令人难以承受的。在素有“火城”之称的长沙,酷夏时节,办公室竟然没有空调,工作人员常常是热得汗流浃背;而寒冷的严冬,同样没有空调,工作人员常常是冻得拿笔的手指都伸不直,只好每人用一个瓶子装上开水来暖手。但好在静仁兄招聘的这一帮人都是热爱文学并甘愿为文学而献身的人,所以,这些困难都勇于克服。

 

更严峻的还是杂志的生存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靠杂志本身的经济收入显然已经无法使杂志生存。因此,静仁兄经常召集员工共谋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静仁兄率先提出了一个“以文养文”的方案——即给地方政府做文化专题,如果这个方案实现了,就可以用文化专题赚来的钱维持杂志生存。

记得第一个文化专题是给湘西自治州作的《天下湘西》。虽然我们的策划方案作了,但湘西自治州那边的领导认不认可还不敢确定,于是,杂志社派出记者带着策划书去找相关领导去洽谈。没料到相关领导看了策划书后非常赞赏,并大力支持。因此,第一本文化专题书籍顺利出炉了。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得到了地方领导的一致好评,紧接着,《诗画郴州》《文化永州》《神奇怀化》等文化专题相继问世……杂志的生存劣势由此得到了改善。

 

当今,许多报纸、电视宣传的诸如“神奇的××”“魅力的××”等文化专栏和文化专题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当初的探索。

 

现在想来,在《湖南作家》杂志社工作的种种景况仍然历历在目,同时更令人感到温暖。虽然,那时的文学在当今社会已无可救药地衰落,但静仁兄仍然让《湖南作家》杂志创下了湖南文学空前的繁荣奇观。那几年,杂志社里几乎天天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文朋好友也异常亲热。而现在,文学的热情真的彻底冷却了。或许,那几年只不过是文学的回光返照,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要感谢静仁兄,是他给了我机会,让我见证了文学最珍贵的弥留,同时,也让我在文学的最后时刻,实现了我今生任何事物也无法替代的对她的热爱与眷恋。

 

 

2003年,静仁兄被调到省文联主持省企(事)业文联的全面工作。这一段时间,静仁兄并不仅仅只把工作局限在文学上,而是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自2000年从《湖南作家》杂志社开始至今,短短十余年的时间,由他主持策划并主编了《屈贾文学丛书》60卷,《天下湖南》之旅4卷,《千年湖湘诗经·游记·翰墨》(省直及12个市、州)共24卷,《千年湖湘经世文鉴》5卷,《千年湖湘胜迹图志》8卷,《寓湘名人咏湘诗文选》4卷,《湖南少数民族艺术印象》及《斯文江湖》5卷。另外,与省直有关厅局策划出版了《湖南省环保四库图志》等8卷,以及文学作品选集《2000——2001〈湖南作家佳作〉选》《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

 

因静仁兄对湖湘文化的挖掘、整理、策划出版等工作成绩突出,故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破格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静仁兄从一个农民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成为省文史馆员,其中的甘苦和付出别人或许不清楚,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是怎样从安化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一步一步地走进省会长沙,个中的曲折与艰难别人肯定不了解,但他自己心里知道。尽管时光过去了几十年,相信脚手架上的童年身影仍不时地会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资江河畔那泣血的纤夫号子也会时常在他的耳边萦绕……

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今,不论是从身份界定,还是地域划分,他都应该属于长沙人了。长沙成了静仁兄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而且静仁兄开始了小说创作,相信他的小说一定不会比他的散文逊色。

前不久,静仁兄在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买了一套新房。那里地理位置甚佳,而且环境优美,是一个居家的好去处。和以前一样,大凡静仁兄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他仍然会打我电话,而我也会当仁不让地去他家吃喝。酒醉饭饱之余,我俩便坐在他家的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观春花秋月、听潮落潮涨……当然也就免不了感叹人生如梦的岁月。

 

是的,岁月就如眼前的湘江水呀,浪花飞溅间就无情地流走了我们几十年时光,把我们从童年流向中年,把我们从青涩流向成熟,把我们从乌丝流向白发,把我们从故土流向他乡……

 

但我坚信:不论岁月怎么流逝,也洗刷不掉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对信念的坚守、以及曾经岁月如歌的盈盈泪光……

原载(《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杂志2015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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