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文 / 本刊主笔 钱 宏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如果这是“海里传真”SZQH真实信息，那么，“谋局者”想谋求的东西，还是一个字：赢！
由这个赢字出发，其他包括几个“放弃”“淡化”“聚焦”和“重新定义”，特别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会弃、淡、聚什么，会复位出个什么新义，也可想而知。
什么是赢？《说文》中字面的意思是“贾有余利也”，这看起来自然而然，所谓“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嘛。但《左传》里说得直白：“贾而欲赢，而恶嚣乎？”意思就是，你想要赢而利，就是再多人议论，哪怕不要脸，不管他人死活，也别在乎！
这个意思，从“赢”的造字结构，就可以知道。
赢，由亡、口、肉（不是月）贝、凡构成。也就是说，追求“赢”的前提，就是以凡人、凡事、凡物之肉、为食，作牺牲换取财富之谓。所谓“割韮菜、剪羊毛、锤思想”者，为赢，与为虎作伥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方针一致！
正如中国文化可分为“易前文化”与“易后文化”，如果把中国历史分为“秦前文明”与“秦后文明”，再考虑一下秦始皇嬴政的“嬴”字，古代通“赢”，那么，就很有意味了，“嬴政”赢了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六个国家的灭亡和三分之二非正常死亡的人命！这种政商嚣赢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演绎到今天，谁敢说已经结束了？凭什么判断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当然，搞管理学的人对“赢”还有另解，什么“亡，是危机意识”之类。我也有其他解释，但此为正解。
总会有人说，“先富”是为了“共富”，也就是“共赢”。对这种“以修辞替代逻辑，以立场选择真实”的意识形态说词，只要懂一点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就知道“共同富裕”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共富、共赢和共产一样，日本人把Communist或Commune，译成“共产”两个中文字，误导了中国各界人士一百年。让有着深厚“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所谓时代主题，互相打架撕杀了一百多年，亿万生命生灵也随之涂炭抹掉了。当然，这符合中国人不择手段的实利主义传统。说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为过！
谁让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动脑筋呢？我手头有一本刘正埮、高名凯、麦永干、史有为1982年重印修订1958年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请诸位也去买一本翻开看看，晚清以来，中国人使用的双音节词中，竟有65%强，是日本人转译来的（另有约10%来自印度佛教、5%来自前苏联、10%直接来自欧美）。
如果说，“共产”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财产”，那么“共富”“共赢”，就是“为了一部分有机会勾兑的人先富，可以挤兑大部分吾土、吾民的生存资源与自组织活力”。当“少数人”和“大部分人”，连生的机会，都被剥夺共产了、被勾兑给先富者了，“共富”“共赢”，当然就是“事实上的不可能”！
一句话，大同、共产、小康、共富、共赢，都不是共生——都没有用“国土、国民”之“生”，来规范“共”。
不客气地说一句，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很简单：人需要群体生活，需要资本-社会，所以也必需要“共”，回避“共”是杯弓蛇影的“幼稚病”；但必须用“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规范“共”，离开马克思说的“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生”这一绝对价值目的，讲“共”，就是坑蒙拐骗的“狂躁症”。
“为生而共”，才是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才是有共和的共和国，所需要的“共”！
共生学人，现阶段要求不多，就是让近百年来、七十年来、四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文信忠行地运行起来！
回到当下，现在，中国人自己用“共赢”，来翻译“你、我”“自己人”构成的all-win ，或win-win，请注意：不是你、我、他（她它祂）的构词：win-win-win！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绞尽脑汁“谋局”，忽悠底层人民、削弱社会、强暴共和，也快三十年了，再欲“赢”下去，极而言之，必然走向中国传统“治乱循环”的又一次轮回！
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商鞅-嬴政兴秦、刘彻-桑弘羊兴汉，“秦后文明”2700余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6000次战争，经历25次“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改姓换代，屡经人口大批量死亡，最多时竟然死亡六分之五，这一次轮回如果发生，会如何呢？
呜呼，发“共生十愿”，且不惜薄力而笃行之的我，并没有理论野心，也非做什么学问，不需要再评职称职务，更无意做“货与帝王家”的肉食者，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庇我简约的生活亦当无碍，然，我为何依然较真，而希望尽可能以共生思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全人称的活生生的人？
仰望星空，俯念苍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矣！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传说中几个“重新定义”，最核心的当然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这又回到一个元问题，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目的和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改革的本质，是完成中国“秦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转型。
所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应当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强化中央集权、朝廷（政府）敛财、利益集团借机自肥，尾大不掉的权控经济，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
当然，最近这一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很大不同。邓是以开放促改革，就是他那句话“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1979）。因为他很清楚那种权力控制榨取中国农民工人血汗和体力劳动，实施赫鲁晓夫给咱的156个工业项目、“大跃进”和文革式“抓革命，促生产”，专注国内存量博弈的苏联模式，早已超越了中国国土、国民能够承受的极限，即便不搞文化大革命，这闭关锁国的全权控制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只有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实现多种经济主体法理上的增量博弈，才能改变。不管邓小平是否完全意识到欧美经济打破权力控制存量博弈的方式，是大航海与全球殖民带来的巨大增量，促进欧美社会阶层由官本位走向民本位，从而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法治上革命性的飞跃，但是，邓小平毕竟是士大夫官本位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位政治领导人，“打天下，坐江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情结，他很清楚“开放促改革”的底线，是坚持“权力操纵”。
在这个底线前提下，邓小平倡导对外搞“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只做“二传手”，对内搞“权控市场”（从商品、土地、金融“价格双轨”，到“资源分配”倾向偏袒先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这样的改革，在目的和本质上与从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大同小异。
我说的小异就是，中国这一次“开放促改革”，赶上了世界经济进入全球配置资源的时代，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实现了没有殖民，却照样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邓小平虽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权控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真实起作用的，仅限于是否有利于配套“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顺便建立了一种“有限保护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
于是，中国取得了“未向任何国家殖民就赢得了巨大经济成功”。这里，我想对那些热衷于“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们，说几点关涉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认知问题。
第一，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关键，不是“是否殖民”，而是是否“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所以陷入是否殖民的意识形态之争，非但起不到提振国民信心的积极作用，反而助长十分有害的自我膨胀。
第二，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方式，是在“权控市场”的底线下，怂恿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GDP增长率锦标赛”，在留美回来的专家官员精致计算下，发挥土地金融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人为规划制造各种有效需要的“市场壳”。一边大兴土木，一边赚取外汇，一边法币大水漫灌冲淡居民储蓄，一边挥霍无度天债经营。结果是，对外开放全球配置的小异，依旧跳不出桑弘羊、张居正式改革，再次造成当代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即胡温2003年上台就想改，而根本改不动的“政经跛足结构”这一中国模式（雷默，2004）。
第三，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没有解决“孰公孰私”的思想认知及其制度建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15年（保护期）内，赢得GDP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制造业世界第一业绩的情况下，胡温发现的“政经跛足结构”问题，几乎被完全遮蔽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非但未有改变，反而越发加固。
这就造成了因思想认识上没有解决我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孰公孰私”问题（《三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观念变革——读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而陷入实践上的可怕混乱——即在“资源分配”（1984）和“姓社姓资”（1992）的态度上，开历史历史倒车。以至于严重冲击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的“有限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这些年发生的什么“国进民退论”，什么“新公私合营混改论”，甚至“私有经济离场论”等等甚嚣尘上，至2018年第四季度达到顶点，显些毁掉“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刘鹤，2018.10.19）的民营经济。
所以，不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孰公孰私”的问题，就很难真正在制度安排和运行上解决为WTO“15年保护期”过后，作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备胎”的诸多自由贸易试验区，所需要的三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司法体系”“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信息的完全开放与自由传播”，更不要说参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
在“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与“孰公熟私”认知混乱双重挤兑情况下，如果再加上中国经济与正在建构的世界经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体系脱钩，实行封闭的权利市场经济，回到内需供给制存量博弈（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势必造成当代中国这一次改革开放的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参阅2018年9月19日出版的《经济要参》）。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着眼于释放国民、国土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使中国走出秦后专制文明治乱循环怪圈，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也似越发遥不可及！
现如今，中国特有的新情况，一边是高端产业规划、顶层设计频频出笼，热气腾腾飞满天，层层下指令、月月有文件，算是“智者千虑，疏而不漏”；一边是底层驱动严重缺失，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吃力不讨好，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乱象丛生。
从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的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从“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到新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做什么呢？不外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已！
于是，那些热衷于跟着英国人雷默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只知自己“赢”，休管他人“输”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这种“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
这种只知“自己赢”的浆糊经济学，既不能解释、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更别提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再选择有所帮助，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在社会与国际分工中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义利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他们不仅让自己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也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然而问题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增殖，却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已然超出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那么，超序改变，何以可能？
新的经济学思想——兴许是Symbionomics，将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但是，共业、别业至深的吾土、吾民能不能共享这份福报，由化解分裂冲突、自我赎罪，而赎福共生，这就非我心力可为之事了！（责编：小彤）
阳子哥2019年9月3日晨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